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pdf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 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一部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生存伦理的经济与社会学

“安全第一”：生存经济学

生存伦理的社会学

农民社会中的风险分配

生存作为道义承诺

第二章 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的生存保障

风险与社会分层

乡村的风险保障

租佃与分成租佃的风险

风险和政府

第三章 风险分配与殖民地变革

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

乡村保护的弱化

辅助生存资源的丧失

农村阶级关系的恶化

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与世界经济

第四章 作为勒索者的政府

缅甸

越南

第五章 经济萧条导致的起义

交趾支那：“红色恐怖”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起义过程

下缅甸——沙耶山起义

第六章 剥削的分析意义：互惠与生存的公正

剥削的标准

剥削——一个道德难题

互惠与交换的平衡

生存——基本的社会权利

传统与稳定交换的打破

社会分层、义务和权利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镇压

反叛的结构性背景

反叛与农民的社会结构

不反叛，自助，或溃散

不反叛：镇压和“错觉”问题

索引

译后感言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精彩文摘

作为勒索者的政府

就殖民地制度而言，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比赋税更能激怒农民。在许多有农民参加的示威、请愿或起义中，很难发现不以赋税负担之重为突出申诉内容的。在1848年红河三角洲洪灾和粮食歉收之后以及在1908年一次世界信贷危机之后，对赋税和劳役的大规模的抗议，震撼了印度支那的许多地方。在1930—1931年间的数次暴动和1931年以义安苏维埃与河静苏维埃知名的农村起义之前发生的大多数抗议活动，矛头多半直接指向国家的赋税征收。

在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统治下的菲律宾，从19世纪后期的科洛拉姆教派直至20世纪30年代萨克达尔起义领袖B．拉莫斯，一系列农民领袖利用了农民对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农村世界的始终不渝的幻想——所谓没有政府，即没有赋税。在时运不济的萨克达尔起义中被俘的许多农民和农村劳工，过于贫穷以致无从交纳人头税。那次起义中的一位女英雄的丈夫，就是因为未能交纳人头税而被投入监狱的。虽然这些领袖意在独立，但是对民众而言，独立的主要意义就是终结赋税。正如一位起义者所说：“独立以后，我就不用纳税了。人头税见鬼去吧。”另一位起义者随声附和：“他们跟我讲，独立是个好东西，独立后就不用交人头税了，或者交一个比塞塔就够一份人头税了。”这种幻想，是他们与东南亚殖民地中其他地方的农民所共有的。再往前推50年，在爪哇的茉莉芬行政区，农民也由于实质上相同的原因揭竿而起，这次起义被称为普隆事件。一位起义者说道：“小民甚至穿不起裤子，因为他们的钱都被用于交税了。”另一位起义者则说道：“我们要杀死荷兰人，因为他们将赋税强加于我们。”这当然不是荷兰人被迫对付抗税起义的惟一情景。在如萨敏派的民间无政府主义、万丹伊斯兰兄弟会领袖许诺的宗教乌托邦以及20世纪20年代左翼的拉克贾特联盟的农民追随者想像的世俗天国等多种多样的农民起义背景中，废除赋税都是一个中心目标。

税收和地租共同或分别构成传统上积蓄农民怒火的孪生问题。它们过去是现在依然常常是对农民福利的主要的制度性威胁。在边界市场和日益增长的出口市场协同改造农村阶级关系的地方(如在中吕宋、下缅甸和交趾支那)，农民运动往往胶着于地租、“豁免”和信贷一类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问题，而税收日益成为一个次要问题。在约定俗成的互利互惠较为成功地经受市场力量进攻的地方(如在东京、安南和爪哇)，税收往往成为农民骚动的主要原因。税制愈严苛，愈僵化，愈倒退，它所引发的潜在社会危险就愈大。

赋税竟会周期性地激怒农民这——事实，几乎不会令人吃惊。在离开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兴起之前，赋税是取得农村劳动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由敌对者领导的抗税起义的威胁或臣民迈开双脚大规模移民的威胁，常常是殖民地时期之前东南亚君主们主要关注的事情。

然而，依照几乎所有标准来看，赋税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农民问题，在殖民体制之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表明，殖民地政府的财政政策日益违反了以生存准则

为特征的道义经济学。

无疑，殖民地政府加在农民身上的平均负担，大于先前本土政府加在农民身上的平均负担。就农民的生存需要而言，殖民地政府不断增加的人均赋税定额，在表面上并没有表现为咄咄逼人的征税特征。殖民地赋税的特色，与其说在于数额较高这一事实，毋宁说在于那些赋税的性质，以及在其强加于民时令人不解的严酷。

最重要的是，极为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赋税都是些固定费用，与他们的支付能力或生存需要无关。越南所谓的人头税或缅甸所谓的入门税，是囊括在倒退性财政措施中的终极税种。它无论年景好坏，一律不加区别地落在穷人和富人的头上，结果它对纳税家庭造成的实际负担，在不同的季节猛烈波动。至于政府本身，却可指望随着人口增加获得稳定收益。由于土地税数额是依据每公顷土地年均产量估算的，因而几乎是倒退性的。这样，拥有100公顷土地的富有的地主尽管纳税绝对数多，但却与仅有1公顷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平均比例交纳其收成。税率是固定的，不管某一季节土地的实际产出是多少，该笔都必须征收赋税。如果庄稼减产一半，土地税的负担实际上就比丰收季节翻了一番。殖民地政权还制订或“改进”了对诸如食盐、酒精、木制品、船只、运销以及出卖水牛等类项目的消费税，形形色色，内容宽泛。即使这些产品或活动属于维持日常生计的正常范围，这样的税种也属于对农民变化不定的收入的固定收费。

殖民地管理赋税的方式，至少与这些赋税的形式同样重要。许多殖民地时代之前的赋税，在原则上也是固定的；主要的区别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没有采取将其意志强加于民的办法，而国王颁布的圣旨在其大臣传布之时总要相当走样。臣民逃亡，黑市规避国家垄断，村庄编造虚假记录并声称自己贫困；一个王国在强加其赋税时愈是有力，其税基流失就愈多。

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生活中生态学依存性的逻辑结论，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平均收入更优先。这一重视安全的思想不仅有抽象的经济意义，而且，正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在农民社会中的大量的实际选择、机制和价值中，这一原则都得到了表现。然而，在描述这些具体模式之前，有必要概括地说说生存伦理对于农民同其周围机制的关系以及对于他们的公正平等观念所具有的意义。

生存伦理为典型的农民看待同村人、土地所有者或官员对自己资源的不可避免的盘剥提供了基本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表明农民评价这些索要的标准，主要的不是根据它们的绝对水平，而是看它们使自己维持在生存危机水准之上的问题是更加难办了还是容易解决了。它表明，好年景时占收成40％的地租很可能比极坏年景的20%的地租遭到的抵抗要小。农民的标准是“交够了外部的索要之后不剩下多少——够不够维持自己的基本需要”，而不是索要本身的数量多少。

从农民们可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性变革或策略中，人们可以大致地分辨出四种典型模式，它们在农民们所开发的资源中及其所创造的社会联系中有着很大的不同。简而言之，这四种模式是：（1）对地方自助形式的依赖；（2）对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的依赖；（3）对政府资助的保护和援助形式的依赖；以及（4）对宗教的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机构的依赖。它们的重要性可能因时而异，而个体农民则很可能同时利用所有这四种模式。然而，每种模式对农民政治活动和潜在反叛的性质都有不同的重要意义。在不同的条件下，每种模式都是可行的，都代表了“发展”的不同方案。在对“后农民社会”尚缺乏研究的情况下，以下的分项讨论只能是纯理论的阐述，旨在提出若干也许对此类分析有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