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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引言

Ⅰ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闭门会议综述

Ⅱ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讨会辑要

Ⅲ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Ⅳ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大事年表

后记

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精彩文摘

但在当前，仍然带有传统经济基础特性的“三农”领域，一方面确实面临着因农业人口老龄化、女性化越来越严重而缺乏基本的发展能力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客观上“亲资本”的行为下也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另一方面，则因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而客观上具有了采取“亲民生”政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能否写出“机大于危”的中国经验，政策作何取舍至关重要。

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一是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由家庭内部劳动力对农、工、副多业组合投资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受“闲暇”的机会成本影响的城乡多元化配置，其受城市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二是由于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积重难返，使得如今“不得不替美国金融危机埋单”的对外妥协+赎买之策，必然使国内经济社会关系已经高度绷紧的状态趋于恶化。

因此，面对危机的巨大压力，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来缓解比1997-2001年周期严峻得多的国内问题，防止累积的人民内部矛盾被西方金融危机代价转嫁而触发为对抗性、社会性动乱。

面对2008年以来不断深化的此次全球危机，值得积极看待的近期经验是：中央政府早在经济危机之前的2003年就力排众议地强调了“三农问题重中之重”，2004年夏开始提出宏观调控，2005年进一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八项重大战略之首，以后每年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增幅约15%。只要这些史无前例的、补偿性的规模投资持续增加，就会使失业返乡农民在家乡得到重新就业的机会。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全球性危机即使不断深化，也会在中国被改写为“机大于危”。

同时，对于与1998年那次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同样的社会问题，应给予比以往更高的关注。

其一，必须贯彻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近年来过度追求GDP导致环境透支遗留的矛盾也正在呈爆发态势，群体性事件更多扩大到生态环境领域。而且，这类事件易于形成国际舆论关注。

其二，必须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尽可能减少“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导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所隐含的社会冲突诱发因素。

其三，只有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才能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与既往经济危机都出现代价转嫁到农村的一般趋势相比，1997年之后农村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应部分归因于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大量占用农村资源。

为此，我们建议将新世纪第二个10年的政策重点放在：

第一，主动放弃过去中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数量型粗放增长时期的政策思路，注重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的长期结构调整，特别是要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