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像中国那样增长pdf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像中国那样增长 内容简介

关于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到最高极限，从此将一路下滑。中国经济增

长的态势已从“爆炸性激增”变成“一无是处”。事实真是如此吗？

中国有很好的增长空间，但经济为什么会减速？

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我们最缺少的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是农民工支撑了中国宏观的繁荣？

分税制是如何改变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的？。

官员受贿=寻租？

农民工工资赶超大学生工资是好是坏？

房产税在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

其实中国经济被误读了。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像中国那样增长 目录

第一部分 揭开经济增长的谜团

中国的高增长时代是否终结？———张军与诺顿对话

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

中国经济究竟是失衡还是失公？

我为什么不认同中国经济失衡说？

中国经验：发展、转型与国家能力

谁制造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繁荣？

关于中国经济规模追上美国的时间表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增长２０年？

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揭开中国消费过低的谜团

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

高昂的成本正在控制着中国经济

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未来要下降，回归大国正常值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

闹猛的中印竞赛

中国入世给经济学家的教训

大江东去浪涛尽：写在入世五周年

迷失在亚洲增长

产业升级为何这么难？

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是“中心”？

怎么才算国家富强？

全球危机把中国快速推向资本输出方

入世十年回头看：经济学家的预言都错了

其实，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解放日报》与张军教授对话

第三部分 经济的真相———书评中看经济

谁主沉浮？（上）———读《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谁主沉浮？（下）———读《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

张五常巧解中国的经济制度

朱镕基是对的

为什么提高收入流动性更重要？———读《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

收入流动性研究意义

中国收入流动性变化

失公的政策思考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萨翁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市场制度

经济学是这样成为经验科学的———《两个幸运的人》中一个片段的阅读遐想

书架上的经济学

第四部分 生活中的经济学

腐败能改善效率吗？

为什么不涨价？

为什么我说是农民工支撑了中国宏观的繁荣？

农民工工资赶超大学生不是坏事

高房价是被识别出来的

房产税试点是勉为其难

涨价的追问与追忆

如何征税是大有学问的

世界不被颠倒的逻辑

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像中国那样增长 精彩文摘

由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结构失衡，因此以较快速度增长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虽然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的干预仍然过多，但中国毕竟已经有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大多数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决策都已经分散化、市场化了，加上中国较高的投资率以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的巨大的收入和技术差距所带来的赶超效应，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里完全可能以每年平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下去。但这是全国平均速度，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用来界定高收入国家的起始线（约12500美元），因此，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降到5%左右，否则，就是逼着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去上项目、争投资，乃至在数字上造假。

客观地讲，无论从人均GDP、家庭消费还是可支配收入来看，除了个别因石油等自然资源而致富的小国外，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那么为什么无论是民间还是舆论界都还有如此多的不满呢？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么悲观呢？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失衡，而在失公。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比例，也不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些只是抽象的数字而已。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相对水平及变化，更在乎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本身是否公平。

中国经济的失公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悬殊，还表现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尤其是表现在由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在教育、就业和商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过去三十多年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也迅速扩大，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属于世界上收入比较均等（当然是均等地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上收入极为不均的国家之一。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导致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但现在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运作所造成的不平等，而是由腐败、政策歧视及体制因素造成的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福利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民患贫，但更患不均。只要能够坚持以市场制度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因此，我国下一轮的体制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失公的问题上来。但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改革的焦点还不应放在直接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自然就是比较不均的，即使在收入相对最均等的北欧发达国家，其初次收入的分配也是较不均等的。这些国家收入的均等化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即所谓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想通过很高的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办法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均等程度是不太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由于收入的直接再分配难度相对较高，国家有必要在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尽快将现在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人群纳入到体系中来。政府还应该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而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区倾斜。我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几年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数水平，低于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放开教育与医疗卫生行业的准入，引进竞争，增加供给，提高质量。

改革的重点尤其是要放在解决体制和政策造成的不公上，尤其是要解决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大大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其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同时可以增加民营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工资水平的能力。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还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没有失衡，而是失公。因为不存在失衡，也就不存在所谓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中国当前更紧迫的是要解决失公问题，而解决失公的政策不只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而且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并不矛盾，并不需要以牺牲效率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反而会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的改善本身就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方面既有经济理论也有经验研究的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加以及分配的公平化直接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意味着新企业的进入，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投资和供给的增长。

现在经常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但事实上八、九十年代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高难度、高风险的，例如价格改革的闯关，国企改革中大量工人的下岗等等。今后的国企体制、行业准入、投资管理、价格管制及公共福利制度方面的进一步的改革并不比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在政治上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只是在制度设计的技术层面上可能更加复杂，但只要政府有动力和决心去做，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