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pdf

大转折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内容简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世人皆知这段历史，但却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战争爆发前后，中日双方的高层又是如何考虑两国之间的问题的？……本书结合大量的中日史料，互证对照，还原了1937年7月到1938年1月这一阶段的历史，细致描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始末，将历史的细节交还给读者。

大转折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真相

1.诡异的枪声

2.东京的反应

3.事态加剧

4.针锋相对

5.蒋介石庐山谈话

6.优柔寡断的日本首相

第二章 战前的日本

1.小人得志的日本

2.走向军国主义

3.脆弱的内阁

4.战争助推器——参谋

5.裕仁天皇

6.战前的国际形势

第三章 把战火引向上海

1.力保上海

2.回首“一·二八”

3.失陷的华北

4.诸侯结盟

5.导火索——大山事件

6.增兵上海

7.联苏抗日

8.十日围攻

第四章 不断加注的赌局

1.战而不宣

2.由攻转守

3.华北烽烟

4.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5.桂军上场

6.金山卫隐患

第五章 南京！南京！

1.双重失利

2.淞沪失守

3.大溃退

4.死守南京

5.抗日到底

6.最后的推想

后记

参考文献

大转折1937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精彩文摘

第三章 把战火引向上海

我接着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民国）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委员长说：“打！打！一定打！”我趁此机会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陈诚回忆录》

1. 力保上海

当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1937年7月8日，了解日本人德行的他拒绝了医生的劝告，毅然回到了南京。

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又处于抗战的最前沿，由于张治中及他麾下的第五军在“一•二八”战争中的功绩，经何应钦推荐，蒋介石于是正式任命身为上将的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

其实早在1935年底，南京政府就在京沪杭地区设立专门的国防区，下设三个分区：南京分区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沪杭分区由皖浙赣闽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负责，京沪区就是由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负责的。此番任命，也可谓顺理成章。

在接受任命之后，张治中迅速赶赴淞沪战场第一线，率部布置抗战工作去了。这里，我们不能不先仔细地介绍一下这位抗日名将，因为他在本章中是一个重要人物。

张治中于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巢县的一户农民与篾匠之家，虽然他的父亲在附近的镇上经营篾器店还算成功，可是在那个动荡艰难的年月，张治中又是兄弟四人，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也并非易事。家庭的贫困和生活的艰难，是张治中童年时最为深刻的记忆。

张治中早年读书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私塾里，当他看到其他同学有肉吃，而自己的碗里只有每天相同的小菜时，他忍不住请人回家向祖父要肉吃，不想祖父却难过地说道：“肉吗？除非从我的身上割下来！”后来每当想起这句话，张治中内心都无比辛酸。

如果不是母亲非常看好这个长子，张治中也许早就辍学了。尽管他非常聪明好学，也被老师寄予厚望，可是随着科举在1905年的被废除，摆在张治中面前的传统上进之路算是彻底断绝了。由于家庭的贫困，张治中无法到新式学校中就读，于是只得先到父亲的朋友、一间百货店的老板那里当学徒。

可是张治中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他又打定了弃文就武的主意，开始试着报考武学堂；可是由于招生名额有限，又无背景，张治中多次名落孙山。当时他一人孤身在外，没有颜面回家见父母，于是只得先后在扬州、安庆等地做了一段时间警察。

后来他又流落到了上海，这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在上海幸运地加入了上海学生军，随后，他又幸运地得以凭着学生军的身份，于1915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总算是获得了未来人生重大转折的契机。

在军校期间，张治中除了刻苦学习之外，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并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在他的同期同学中，仅后来出任省政府主席的就不下10人，大名鼎鼎的“小诸葛”白崇禧与张治中不但是同期同科同班，而且还是上下铺关系。

毕业之后，张治中的人生之路也并非顺遂，他几番出生入死，在军阀队伍中摸爬滚打，后来终于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内斗，转而进入了上海大学读书。在军校时代，张治中有一个非常要好也非常敬服的四川籍同学郭孔彰，他后来在四川军阀混战中阵亡；张治中对此痛惜非常，总以为以郭的学问、人格与抱负，若得天年，成就肯定在自己之上。

不久，用心抉择的张治中终于迎来了自己命运的真正转折。他南下广州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阵营，并慢慢受到蒋介石提携，成为黄埔军校中“身兼八大要职”的重要人物。

当时，国共虽然是合作关系，可是各种明暗的斗争十分激烈，张治中一面是怀着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面是怀着对共产党的好感，一面又是怀着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信念的忠贞，使他成为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最终，他成为了蒋介石所亲信的一员大将。

张治中没有多少权力野心，甘心从事军校教育工作，先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等职，由于作风严厉，竟有“恶姑娘”之称，不过这是重视军事教育的张治中的一大特色。搞教育成绩斐然，张治中的实战也不逊色，他曾领军参加过中原大战，由于战绩不凡，被誉为蒋介石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可是张治中无心参与内斗，大战后就回到了军校，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他主动请缨，再次挂帅出征。

“一•二八事变”后，张治中曾到德国考察军事，原准备在那里待4年。留学德国，这是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在1912年前后就学于武汉陆军军官速成第二预备学校时，张治中的德国老师格拉塞先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得他对德国充满了无限神往。但是当时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所以没几个月，张治中就接到了蒋介石要他回国的电报。张治中无奈，只得途经美国、日本返回国内。

后来，他受命主持京沪一带的国防，筹划修筑秘密的国防工事，并曾多次派人到上海侦察敌情，算是基本做到了知己知彼。

这个时候，张治中所能指挥的基本部队还是自己原先第五军的老底子，即装备精良的第八十七及八十八两个师，另一个姐妹师三十六师当时正在西安地区驻守，直到8月16日才归队。另外，江苏省保安总团、上海市总保安团等也归张司令节制，而原指定共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则都暂时调到华北去了。

要有效地布防，张治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淞沪停战协定》。按照该协定的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驻军，只能留下几乎没什么战斗力的保安部队维持治安。一旦上海有变，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就可以轻易占领淞沪各要地，给中国军队未来的行动造成极大不便，而且占据了桥头堡，日本援军还可以轻松登陆。

当时，上海的空气也已骤然紧张。重光葵写道：“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华北的日中冲突，敏感地反映于上海，排日侮日的风潮立即在那里泛滥。日本从大局着想，该如何容忍这一切，是个大问题。”

对此，张治中则回忆道：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拟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队等等。日军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到上海，日军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对海口施行封锁。在日本国内也己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并先后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真是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如同华北战场一样，中方也是不希望在上海发生战事，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中方还是应该积极追求能立于主动地位。除了尽力为运输、通讯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张治中又向蒋介石建议：抽调正规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宪兵部队，进驻上海市区，以防不测。

蒋介石有心保全上海，于是同意了张司令的主张。张治中立即指派原在徐州地区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南调上海附近，其中一个团换上保安团服装，立即进驻上海虹桥、龙华两机场；一个团则化装成宪兵，开赴松江。此外，再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干柴就这样堆到了上海，一向畏首畏尾的“何婆婆”何应钦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就在事情决定的那天晚上，当他与张治中一起从最高当局那里走出来时，何部长拍着张司令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情来的啊！”

闹出事情就闹出来吧！此时的张治中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一•二八”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这一次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立于主动地位。

对此，张治中的解释是——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

张治中已经下定了开打的决心，为此，他向南京大本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是和战事关重大，南京方面暂时没有回复。

7月30日，张治中又向大本营提议，敌方有下列征候之一，如：（一）敌派陆军师团来沪，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南京政府的复电是：“卅末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张治中心知无论大战小战，战争是绝不可能避免的，所以在8月1日，他便发布了一篇文告，以鼓励自己麾下的京沪区的卫国将士们。

当年老师眼里的小才子、四书五经熟背如流的张治中，如是慷慨言道：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

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文告中又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以及敌忾同仇的真正意义，以坚信将士们的信念与决心。

最后，张治中又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如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精神教育和纪律的基础。

同日，张治中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张治中说道：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

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躯，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工具。

昔孙武子以昊兵覆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篇《告京沪区民众书》慷慨激昂、有血有泪，且情辞激越、大义凛然，乃至不胫而走，据说还曾被一些学校印作了语文补充教材。

至此，张治中在各方面的准备已经初步就绪，只等大战来临的一刻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素来是一贯的，上海的日军不闹点动静也不甘心，很快，一颗火星儿没有多少悬念地在上海地区擦出，这就是8月9日发生的“大山勇夫事件”。

由此，战争的进程被大大加快，战火马上就要从上海点燃了！

2. 回首“一•二八”

大上海不是从来都是这么大、这么牛的，它原本不过是一个海滨渔村，直到元初才设置了上海县。明清时期，依靠自身枕江滨海的地理优势，上海以海兴商、以商兴市，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东南壮县”。

直到鸦片战争，上海被迫开埠，洋泾浜以北、苏州河以南的滨江地带被辟为外侨的居留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带开始迅速崛起，而取代老城厢成为上海城市的重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增开了很多的口岸城市，这些城市散布在沿海与沿江，而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江海交汇处的上海，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联系中外的枢纽，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港口。

大上海之所以被称为“淞沪”，主要是源于1876年建成通车的从吴淞到上海的淞沪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也曾谋求在上海开辟租界，经过各方妥协，1899年又增开了“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租界虽然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可是他们在租界所实施的近代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也强烈地刺激了华界“仿租界之式”创办自己的近代市政，这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列强不但在上海设立领事馆、驻扎军队，也开银行、办工厂、建赌场，闹得热火朝天，一时之间，上海作为冒险家的乐园的“美誉”传遍了全世界，上海也随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这里的繁荣景象是有目共睹的，歌曲里唱得好：“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有一位西方作家曾经写道：“香港的景色或许更壮观、北京的建筑或许更古老、横滨的天气或许更舒爽、新加坡的物价或许更便宜……但是问起每个往东方的旅人他的目的地，答案一定都是‘上海！’”（转引自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

可是，这里又是一扇窥视和了解落后中国的窗口，大量赤贫的人们聚居于上海，形成了一道最为凄惨的社会图景（其他城市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宋美龄曾经在给同学的信里就表达过这个意思）。1920年爱因斯坦初到上海，竟被中国惊人的贫穷所深深震撼，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禁感叹道：“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吧。”

尽管如此，上海仍然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根据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推测，到1944年，上海将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居成为第二大城市，仅在纽约之后。然而中日之间在上海爆发的两次大规模冲突，无疑严重破坏了大上海的发展进程。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核心与枢纽，据1933年的统计，中国外贸的二分之一以上和国内航运的四分之一，都要经过上海；在工业方面，上海几乎占近代制造业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和工业劳动力的二分之一；在银行业方面，上海银行公会的26家银行掌握着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以上。

蒋介石上台后，上海对于他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当时控制着上海经济的是著名的“江浙财团”，而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来源便多是出自支持他的江浙财团。可以说，打掉了上海，就等于切断了国民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就等同于打掉了半个中国；而且上海与南京相距不到300千米，中间几乎无险可守，可以说上海也是南京的重要门户。

因此，国民政府尤其蒋介石本人，对保卫上海的态度是坚决的。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日本军人于是又在上海策动了新的事变。

起初，蒋介石等人担心，一旦战争爆发，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将难以保全，甚至会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所以他们一面严令上海市长制止民众的抗日活动，一面准备将十九路军火速调离上海，派宪兵第6团接防。但是日方已打定主意，要在上海闹出一番动静。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50分，4000余日军在装甲车、铁甲车导引下，分别向闸北天通庵路、虬江路、横浜桥等地发起进攻，驻防以上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战争由此爆发。

29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炸毁了大批民房、工厂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日本人狂妄叫嚣“4小时即可了事”，但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的企图被粉碎。30日，日军增派驱逐舰四艘、海军陆战队7000余名支援上海。

陈诚曾指出：“上海为中国经济重心，亦为中国最大国际港口。日军发动沪战，自必影响各国在华贸易。故战端方起，英、美、法三国当即要求中日两国划定中立地区，停战撤兵。”

2月1日，日军不顾英美等国调停时达成的暂时停战协议，再次发动进攻。

开战第一星期，战事主要在闸北一带展开。十九路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有名的“铁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蒋光鼐都曾是这个军的将领，所以十九路军的战力也是军队中数得上的。因此，日军的进攻一再受挫，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在吴淞、江湾等地多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致使日军不断增兵并更换主帅。

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临时迁都洛阳的国民政府怕过分刺激日本，对支援上海战事并不积极，十九路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险境。上海的各界人士眼看政府的消极态度，自然气愤不已，著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女士于是特意赠送了蒋介石一件女裙，又赠送了正在主动请缨的张治中一件女式的褂子，试图以激将法迫使国民政府派兵增援十九路军。

蒋介石虽然迫于舆论下野，但是对于中央军的掌控依然，他不希望党内反对派说自己将坐观作为杂牌的十九路军打光，也想多少洗刷一下自己不抵抗的恶名，于是同意了张治中的请战要求。军政部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于2月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合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上海地区总兵力由此达到了7万余人。

第五军也是精锐之师，几个基干单位都是中国军队中首屈一指的部队。比如税警总团，它是“国舅爷”宋子文在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一支私人武装，由于军费充足、人员出色，在宋部长的苦心经营下，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为了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兵员一度达3万余人。

日本方面对此非常重视，所以立即加派了陆军第九师团2万余人抵沪，上海地区的战争规模由此进一步扩大。

在庙行镇血战中，中国军队表现出色，“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挫败了日本的第一次总攻。对此，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沪战中的最高峰，26日，蒋介石还专门发来电报称：“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张治中回忆录》）

淞沪这一战打得好，蒋介石不仅面子上很好看，对于他再次出山也做了很好的铺垫。就在3月初，国民政府在洛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就任委员长，得以成功复出。

“这样，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后过了几十天又重新上台了。蒋介石不仅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他自己也由‘蒋主席’变成了权势更大的‘蒋委员长’。”（杨树标、杨菁《蒋介石传》）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到2月底时，日军再次增兵并更换主帅，这已经是日军第三次易帅了。

2月28日，日军在上海地区的总兵力已达到了8万余人，从人数上已经超过了中国军队的数量。不过，蒋介石并不想继续扩大战事，以免过度破坏上海地区的繁荣，更担心引起日本方面无限制的增兵。不过，为了能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给上海日军造成一定的压力。

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十九路军在苦战月余、后援不继的情况下，主动后撤至嘉定、太仓、黄渡一带的第二道防线。3月3日，国联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战；4日，日军在进攻失败后最终表示停战；6日，中国方面也通电停战。

在此战中，十九路军伤亡8 000余人，据张治中回忆，第五军在这次战役中，计官长阵亡83名，受伤242名，失踪26名；士兵阵亡1 533名，受伤2 897名，失踪599名：合共2 380名。日军伤亡也在1万人左右。

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根据这一协定，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的活动将受到日、美、英、法、意大利等国“共同委员会”的监察，而日本却可以在租界、虹口越界筑路地区驻有军队，由此使得中国失去了部分主权。

由于国民政府不顾日军对东三省的侵略，把上海事件作为一个单独的地方性事件来解决，因而被上海各界群众视为丧权辱国，中方协定签字人郭泰祺事后被愤怒的群众殴伤。

“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烧了一个多月，给上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及生命财产损失，日军烧杀淫掠，其野蛮本性暴露无遗。据市社会局和国民党中央统计处等统计，全市工厂、商店、住房等损失计16亿元，工人失业25万，学生失学4万，市民死6 080人，伤2 000余人，居民逃难、流离失所不计其数，全市人口瞬间减少百万之多。

此次淞沪抗战，对于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内促成了国内团结，建立了抗战信心；对外则转变了国际观念，使以往国际人士轻视中国与中国军队之心理，一变而为同情与敬佩。” 据张发奎回忆，当时汪精卫对于这场战事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汪此时还是个抗战派，只是到了后来，眼见诸人抗战不力，才渐渐失去了信心，一意主和。

此战，也让中国人明白了日本的一些弊端：“此次战役充分暴露日本军人骄横野蛮，不但目无中国，抑且目无其本国政府。彼等惟知恃强凌弱，急功近利，以图满足他们的欲壑，此外即一无所知。这样的敌人本来是无足惧的，只可惜当时我们的内部问题复杂而严重，军事准备还谈不到充实，也只好适可而止了。”（《陈诚回忆录》）

实际上，“一•二八”的战绩给蒋介石在上海开战树立了很大的信心，甚至令他有些轻敌了，这为未来那场更大规模的淞沪战争埋下了伏笔。

3. 失陷的华北

1937年7月底平津的迅速沦陷，固然是日本大兵压境、中方战备不足的结果，可是第二十九军内部的不和谐也是造成平津未能固守的主要原因。

张自忠在第二十九军中算是二号人物，他是主和的，而且对于日本人的强大武力有深刻印象，所以从多方面考虑，想同日本妥协。另外，在南苑战斗中，由于汉奸的出卖，导致部队撤退时遭到日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这也是佟麟阁、赵登禹两位高级将领殉职的直接原因。

南苑战斗的失利，给宋哲元的打击很大，就在此时，受汉奸蛊惑的张自忠又迫使宋哲元离开北平，导致7月28日北平撤守。可是，张自忠的妥协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和平”，事后他才在滑向“汉奸”的道路上猛醒过来，以至于有了未来的抗日英名。

由于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对于中国军队的士气打击很大，假如第二十九军能够固守，平津起码可以坚持抵抗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宋哲元此前有心阻止中央军入冀，如果战局恶化，宋哲元势必求援于中央军，这多少也可以杀一杀日军的锐气。

另一方面，迅速占领平津，再次令日本方面印证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判断——支那实在不堪一击！从而助长了日本人尤其是前线日军的侵略野心。

陈诚在回忆录中就指出过：

日本有一种自命为“中国通”的人，根据前定的成见，把中国说得一文不值。如平田晋策（军事理论家）批评中国军队：

中国现有军队，共有二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的数量说，共有二百多万，可是够得称为现代化的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

中间偶然有一两旅或团比较好一点，然如严格地说，仍旧是落伍的。

在一•二八沪战时，虽然有少数下级干部和一些士兵很勇敢，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不能因此便承认他们有现代军人的资格。

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有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

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就是南北非洲的战术。

中国军队之弱点为天下周知之事，而中国高级将领不学无术，反妄自尊大。

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

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

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其实也正是由于这帮自命的“中国通”成为了日本侵华的指导者，才令日本上下被盲目地鼓动起来，乃至于民众将这场侵略战争欢呼为“圣战”，仿佛他们倒成为了落后中国的解救者。总之，对于中国抵抗能力、抵抗意志的轻视，也是日本肆无忌惮地步步向中国挑衅和施压的心理判断依据，也是最终酿成全面战争的一大主因。

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体会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某些人的抵抗不力，确实大大助长了日本人的侵略气焰。

8月初，日军第五、第六师团都已动员完成，陆续赶到了中国。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意图是，待扫清平津一带后，再与北上的中央军进行会战，将其击败后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然后举行和谈。

华北方面军原本没想染指察哈尔，可是关东军有自己的算盘，“即以安定华北，巩固满洲国的基础，以解决绥远事件的善后问题，促进内蒙民族独立”。所以7月30日，关东军向参谋本部提出申请，要求结合北平平原作战，指导内蒙军确保商都（七台）、张北一线，做好下一步的攻击准备；然后随着攻势进展，进入平地泉、大同方面以推进渴望已久的内蒙（独立）工作。

当时，中国与苏联的重要物质通道就是要经过山西北部，关东军准备将战线推进到这里，就是要切断中苏之间的物质联系，以削弱中国长期抵抗的能力。可是，日军统帅部没有做战争长期化的准备，所以对于关东军的意见，陆军省部认为那不是当务之急；参谋本部也秉持着不扩大方针，认为关东军拿下察哈尔、确保内蒙独立就可以了，没必要染指山西。

可是关东军自作主张惯了，“上述关东军的思想，随着中国军队的动向，每有机会就变为行动而成现实”（《长编》）。

8月5日，关东军司令官又向参谋总长提出申请，拟派一个机械化步兵大队立即向张北前进。作战科长武藤章表示热烈支持，但是石原莞尔认为，在张家口（张垣）附近的中国军队尚未积极攻击前，日方将作战引向内蒙方面还为期尚早。驻守在察哈尔的是第二十九军的刘汝明部，大概石原莞尔是了解此人的脾性和自保态度的，所以起先没有批准关东军的申请。

可是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方面不屈不挠，多次进行交涉，终于将一个机械化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等由华北转调内蒙，使之进入张北方面。

其实就是在这前后，已经摸清国内强硬派底数的东条英机来了个先斩后奏：他在未经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就预先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察哈尔方向挺进，并不断制造虚假事件以迷惑参谋本部的视听。8月中旬，因为中苏之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东条英机更加找到了强硬论的根据，找到了进攻察哈尔并进一步扩大战事的理论依据。

此后，在关东军连日召开的会议上，东条英机公然声称：“此次进攻的主要目的，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可以改变中国的排日政策；第二，防止共产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第三，有助于开发华北的经济。如不能达到此三点目的，帝国安全即无保障。”（《长编》）

与此同时，关东军方面还独自拟定了《对时局处理纲要》，提出全面发动武力进攻以膺惩南京政府，歼灭北上的中央军等五条方针，并明确表示：“建立地方政权，以谋求与满洲接壤地区的明朗化，为了准备对苏作战，确保正前方的安全至关重要，为此，至少要使察哈尔、河北、山东各省彻底独立。”

无疑，关东军的用心是要利用此次中日冲突，一举在华北扶植起一个绝对亲日的傀儡政权，以实现多年的夙愿——而这也正是中国方面所最为担心和不能接受的。

不过，参谋本部在勉强同意关东军提出的对察哈尔作战的请求后，对于不扩大华北战事也有着其他方面的顾虑。在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藏相贺屋兴宣从财政方面陈述了扩大事态后日本将可能面临的财政上的种种困难，外相广田也再次重申了不扩大事态的主张。

日军方面的企图仍然是“进行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作战”，可是由于当时形势的错综复杂，关东军的得陇望蜀，导致原本就严重缺乏计划性的日本人一次次地越界，越出自己先前设定的界线……

日军在平津一带集结，寺内寿一被任命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香月清司为第一军司令，麾下兵力共约10万人。他们计划在9月上旬，实施由永定河一线向保定方向作战。大本营及中国驻屯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集结于南口、北平的中间地带，监视察哈尔方面，并根据情况占领南口附近。

当时正值8月雨季，由于洪水泛滥，延迟了日军集结和展开行动的时间，但第十一旅团到达南口附近时，中央军汤恩伯部十三军已率先到达八达岭、南口一带。汤恩伯部奋力作战，成功地顶住了日军第十一旅团的进攻，随后日军又派出精锐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增援南口，由于察哈尔方面的第二十九军刘汝明部消极配合，结果导致南口于8月15日陷落。到28日，北方重镇张家口又被关东军拿下，从而导致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此后，得了甜头的日军一发而不可收拾，乃至于9月初兵锋又继续向绥远、山西展开。其实，知道如何开始战争却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本也是日本军队的一大特长。

4. 诸侯结盟

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中国的抗战力量，就不能仅仅依靠蒋介石与中央军单方面的力量，所以在平津失陷后，蒋介石有意要各地诸侯齐集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北方的阎锡山、韩复榘等人还好说，日军已经快打到家门口了，他们的态度也不能不积极一些。最难搞的当然还是南方的诸侯，而云南的龙云、湖南的何健、四川的刘湘等人又看重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意见。李、白同蒋介石争斗了10年了，去年还来了一次“两广事变”，所以对于邀请李、白来京，蒋介石心里是没有底的。

早在7月14日的时候，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从江西庐山致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当时局势尚不明朗，白崇禧担心不测，因此借故拖延。

刘斐是桂系的一员，当时在国防部任职，据说他就是民国人称“三个半的军事家”中的那半个，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则是其中之一。7月25日，刘斐受蒋介石委托，专程前往桂林邀请白崇禧入京，蒋介石还特意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信。刘斐怕自己的面子不够，便找到了时在庐山训练团的黄旭初、夏威等人帮助说项。

黄旭初、夏威都是桂系巨头，他们身在庐山，也大致看清了时局的艰难，所以力劝白崇禧入京。8月2日，白崇禧终于决定入京，不过为防万一，李宗仁暂留桂林，一面观察南京的动静，一面主持动员计划。

白崇禧这个人是需要好好介绍一番的，蒋介石是非常赏识他的才干的。作为同学的张治中曾经也对蒋介石说道：“健生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两次都是桂系逼宫的结果。

白崇禧字健生，回族人，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他父母早亡，是在亲戚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白崇禧从小聪明好学，而且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最终弃文就武，于1915年进入保定军校，被编入第三期步兵科第四连，张治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等人都是他的同学。

白崇禧不甘平庸、素有大志，自从毕业后进入陆荣廷的旧桂军，他就已经开始四处串联，准备将来一统广西。经过几年的奋斗，在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精诚合作中，加入了孙中山广东革命阵营的新桂系军阀，终于在1926年初统一了广西。同年5月，新桂系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负责前敌指挥。

第七军积极策划了北伐事宜，并且由于勇猛善战，在北伐战争中打出了自己“钢军”的赫赫威名；而且白崇禧一路从镇南关打到了山海关，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伐第一人。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白崇禧虽然排名往往在李宗仁、黄绍竑之后，但是论军事才干，李、黄二人自然甘拜下风，而且论对于新桂系的实际影响力，白崇禧是要超过李、黄的，只是他不愿意看到新桂系的分裂，才情愿维持与李、黄的合作关系。即便是论文化程度，白崇禧也比从不读书的李宗仁高出一截，到了后期，李宗仁更是被几近架空。

早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白崇禧就已经获得了“小诸葛”的绰号，以后更获得了“今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白狐狸”等一串绰号，日本人更夸张地将他称之为“神将”或“战神”。

白崇禧不但善使谋略，也善于打硬仗、恶仗，将自己那股轻易不服输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发生于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当时蒋介石刚刚被挤下台，国民革命军内部出现紊乱，不甘心失败的孙传芳纠集了近7万人的兵力渡江反攻；在龙潭镇附近，孙传芳部背水一战，又全线逆袭革命军，使得双方都没有了退路，白崇禧等人只得拿出全力相拼，战斗异常激烈。这是北伐以后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以孙部惨败告终，后来白崇禧在回顾此战时便说道：“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只要尽量抽调后方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所凭借的只是士气而已。”（《白崇禧口述自传》）

不过遗憾的是，太执着有时就等于固执了，所以常胜将军白崇禧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那还是1930年，为了策应中原大战，反蒋的张发奎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由广西倾巢北上，准备经两湖向中原挺进。由于同冯玉祥就攻取武汉的时宜协调不力，后续的黄绍竑部又被支持蒋介石的粤军阻断于湖南衡阳，桂张联军于是决定回师大战衡阳。

粤军方面蒋光鼐等部兵力与桂张联军相差无几，又有工事可以依托，本来是不宜强攻的；可是气愤难平的白崇禧极力主张对粤军猛攻猛打，他不以由于南撤带来的士气低落以及长途行军的疲劳为意，就这样，在小诸葛的坚决意志下，一场残酷无比的衡阳战役开始了。

后来，中央军一部以及空军又投入了作战，桂张联军虽得到湘军援助，但形势非常不利。经此一役，联军伤亡3万余人，其中桂军损失过半，剩下不过万余，乃至于黄绍竑精神崩溃，从此不再过问军事，最后投入蒋介石怀抱专搞政治（不与桂系敌对，友好关系基本保持，倒临危受命跟日本人打过）；张发奎部损失更大，只剩下千余人，以至于外界纷纷传言有些心灰意冷的张发奎要散伙（当时薛岳也在其中）。

这一战的影响也很大，广东军阀陈济棠就总结说：“经此一役，西南大定，冯、阎亦为之气馁，可称为大局之转折点，其重要性可知。”（转引自《白崇禧大传》）

白崇禧的确非常自负，他非常瞧不起蒋介石的军事才能，鄙视蒋介石好挖墙脚、好使权谋，甚至李宗仁在他眼里都是“烂泥扶不上墙”。而小诸葛又个性很硬，喜欢拉风，这也为桂军后来在淞沪会战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就当时而言，中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战略家，还是要推小诸葛。

8月4日下午，白崇禧乘坐着国民政府的专机到达南京，蒋介石当晚为其设宴接风，蒋、白二人把手言欢，至少在表面上结束了近10年来的公开对抗。白崇禧入京，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一向善于煽风点火的日本报纸宣称：“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白崇禧这人是个不轻易妥协的人物，可能日本人正是看到了他这一点。而且他能够与蒋介石同仇敌忾，也表明中国内部的团结已经空前加强。所以小诸葛入京就职，对于蒋介石坚定抗日决心无疑起了促进作用，随后他就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负责拟订作战计划。

既然小诸葛带了这个头，其他各省的诸侯也就相继放下心来。8月7日，四川王刘湘自成都抵达南京；9日，云南王龙云自昆明抵达南京；在此前后抵达的还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人。

就在8月7日，蒋介石召集了国防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公开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1]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分析，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不过也同意

[1]　指胡适与陶希圣等人，他们对与日和谈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热河全省归还中国、东三省自治独立、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8月8日，蒋介石又在南京郊区召集从外地来京的诸侯们举行党政联席会议，与会的有白崇禧、阎锡山、韩复榘、刘湘、余汉谋、顾祝同、何健、何成濬、刘峙等，会上大家不仅表达了明确支持抗战的态度，也对抗战御侮方针进行了讨论。

蒋介石在会上明言道：“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中国的劣势固然非常明显，战争打起来或有亡国之虞，然而危机又意味着转机，“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四川打了20年的内战，川人深以为耻，所以刘湘在卢沟桥事变第三天就请缨抗战。此人除了有点迷信，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他在会上便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我国为优，但其必须利用铁路等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离开了交通线，不但军队调动困难，给养补充更不容易。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方后方与敌周旋，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国企图独霸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转引自《淞沪大会战1937》）

刘湘还表示：“抗战，四川可以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的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许牺牲与贡献最大的非四川莫属，而且就是在1937年6月间，川南地区还发生了一场惨不忍睹的大饥荒。不过可惜的是，刘湘本人却于1938年1月病死（病死后被栽赃与韩复榘图谋倒蒋，事见《韩复榘与西北军》）。

对于此次会议，蒋介石非常满意，当天还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将领集首都，共赴国难，乃胜利之基也。”实际上，共同御侮的观念和行动的确暂时消解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促进了他们多年的合作；等到他们在一个战壕中战斗了多年以后，尽管还有斗争，但基本再没有大规模冲突过。

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便就此评论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10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会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他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

8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机关，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被选为正副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着手在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又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8月16日，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