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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涼山兄弟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源起于四川凉山地区的毒品与艾滋问题，人类学者刘绍华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口述历史，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缘群体的遭遇、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作者更深层的关注，在于透过表面的社会问题，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并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形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正是医疗民族志的精髓。

我的涼山兄弟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中文版序 生命之书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现代路漫漫长兮

第三章 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第四章 暗潮汹涌的地方禁毒史

第五章 啼声初试个体性

第六章 体检失败的地方疾病治理

第七章 艾滋污名与全球化移植

第八章 结论：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

中文版后记 现在已成历史

参考书目

我的涼山兄弟 精彩文摘

忽略乡村发展

不论何时，凉山一向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位处边缘。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集体化时代，为大部分的诺苏地区带来的进步发展极其有限。不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整个中国相比，凉山在70年代时仍是全国经济发展成果最差的区域。同样地，自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的发展计划，仍大多略过贫困的诺苏地区。

市场改革将经济发展列为优先目标，国家的关注焦点也从农村移往城市。1978年，当凉山州府移往汉人较多的西昌市时，昭觉县顿时没落。紧接着，许多因应“少数民族工作”而下乡到诺苏地区的知识青年，也纷纷离开凉山农村。1979年到1992年间，光是昭觉一县就流失了995名下乡知青，其中235位是大学生，另外760位则是高中生或专科生（Heberer，2001）。以往在农村中稍有起色的卫生工作，主要都是依赖下乡知青担任医疗培训人员、赤脚医生、学校老师和干部。当80年代初中国的知青移民潮大逆转时，农村的卫生情况便面临重大挑战。

当中国从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转型时，全国重点发展地区与边陲地区间的不平等与落差急遽扩大。在穷困的边陲地区，一些曾获控制的传染病又再度死灰复燃，此外也出现其他的新兴流行病。校舍落后或荒废、基层经费短缺、人力不足等问题陆续浮现。90年代以降，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蓬勃之际，凉山的这些问题反见日益恶化。

光是从教育方面，就可以了解诺苏地区低度发展与边缘化的程度有多严重。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昭觉县6岁以上的民众当中，37%从未上过学，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40%（四川省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08利姆乡在2005年时总人口数约为8762人。由于利姆盆地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所以利姆并非昭觉县境内最穷的乡镇。不过，利姆的就学率之低仍是相当难堪。以路甲村为例，据村委员会2005年的调查，全村约1800人当中，仅有39人具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教育程度。

即便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市场改革，以及2000年起开展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后，2004年时，昭觉县仍有13万人生活在国家订定的贫困线之下，即年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同年，全县207712名居民当中43168人（相当于21010的人口）生活在当地标准的贫困线之下，亦即人均年收入不到625元人民币。

2005年利姆乡政府进行家户调查，不仅呈现当地赤贫的现实，更揭露出官方处理贫困问题的鸵鸟心态。该份家户调查表的内容包括：询问现金收入、农作收成，以及畜养牲畜和家禽的数量。最后的结论是：2005年利姆乡2210个家户当中，有260个家庭（约11.7%）生活在地方标准的贫困线（即人均年收入625元人民币）之下。然而，不少村干部却私下透露，实际数字可能是官方统计的两倍或三倍之多。事情的原委是，2005年刚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原本的结果显示超过900个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