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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规训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作者：张春龙

工厂规训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工厂规训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框架和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重回生产的中心”，将农民工放在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现实情况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工厂制度之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从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结合农民与产业工人的特征区别，本书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工厂农民工的访谈以及部分文献资料，从劳动方式、劳动技术、劳动纪律、生活方式四个主要方面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工厂本身以及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规训方式。

工厂规训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研究述评

一、工业化与市场化：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动力源

二、新旧体制的博弈：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障碍性

三、特征、行为及意识：新产业工人的形成及其阶级性

四、重回生产中心：劳工研究的一种转向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市场的推动：农业劳动向工厂劳动的转变

一、市场的作用：农民的“隐性失业”

二、比较利益的驱使：对工厂劳动方式的选择

三、工厂劳动方式的形成：机器中的分工协作

四、劳动方式的选择：无奈与彷徨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劳动技术规训：农业技术转变为工业技术

一、效用的驱使：农业劳动技术的丧失

二、就业的压力：进入工厂前的技术规训

三、刺激与奖惩：工厂内劳动技术的规训

四、传带与培训：工厂技术规训的途径

五、对技术规训的抵触：规避与抗争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劳动纪律规训：组织纪律性的形成

一、两种组织管理的形式

二、组织形式与组织性形成的关联性

三、控制与奖惩：纪律性的形成与认同

四、对劳动纪律的抗争：违反纪律与组织依靠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生活方式规训：有组织生活的形成

一、基于生产形式的生活特征

二、生产的时间性：生活的有计划安排

三、生产的空间性：生活与生产的分割

四、生活消费：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

五、对生活方式规训的抗争：远离工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微观方面：全景敞视的工厂规训

一、全景敞视的结构

二、多种形式的监视

三、全景敞视主义与规训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宏观方面：国家政策的规训效用

一、控制性的户籍政策造成了工农身份的强化

二、“以经济为中心”促使了资本倾向性的产生

三、政治考量的劳工政策相对弱化了工会组织

四、维稳考量的土地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恋土性

本章小结

第八章　农民或工人：工厂农民工何去何从

一、工厂政体的规训过程：客观的驯化

二、工厂政体的规训效果：驯服的劳动力

三、工厂政体规训的反面：农民工的能动性

参考文献

后记

工厂规训 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精彩文摘

我国正处在全面的社会转型之中，这种转型包括：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陆学艺、景天魁，1994;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1994;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1997;刘祖云，2000;李培林、李炜，2007）。因此，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就成为目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30多年来快速的工业化直接造就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农民工特别是工厂农民工，从形成之始就已经具有产业工人的部分特质。现在，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仍然在漂泊或已返乡，但顽强留在城市或工厂以及不断进入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工业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以及工厂体制的小环境之中，逐步地形成新产业工人。其实，关于农民工应该成为新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判断（张富良，2003年;杨云善、时明德，2005;谢建设，2005;《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3;宋林飞，2005），是大量学者在分析农民工的成因（文军，2001）、状态（唐灿，冯小双，2000;柯兰君，李汉林，2001;吴维平、王汉生，2002;吴明伟、吴晓等，2005;刘林平等，2005;王春光，2006;周大鸣等，2007）、关系（李培林，1996;刘应杰，2000;王春光，2001），探讨农民工的前途与趋势（宋林飞，1982，1995;韩长赋，2006;朱秀英等，2007）之后，为其探索和寻找的解决之道与出路（辜胜阻1994;张志勇，2004）的一种尝试。从诸多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的转变，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相关的分析与研究，也基本可以分为原因（动力）研究、条件（障碍）研究以及新产业工人与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主要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既显示出社会转型、农民（工）蜕变的趋势，也反映了学者为农民（工）命运与归宿不断地进行深入的负责任的探索。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中，人们通常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和重要特征。李路路（2002）指出，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变迁的主流。所有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发展，都内含着韦伯所说的“合理性”的必然前提。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在内在逻辑（工业化的逻辑）上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在形成功能上与它一致的特征，经济和技术的合理性特征将导致社会结构具有更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在这一体制下推动的工业化发展，无疑是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之后人类社会又一巨大的社会变迁”。也有学者直接指出，中国近30年来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吴翰，2008）。显然，我国社会转型中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是全世界范围促进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普遍性动力，而市场化及其伴随的改革、开放，推动农民工的形成及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在民工潮形成之初，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探究其形成的原因。而最初的视角主要是经济学的主流解释，即认为农民工进城的驱动力来自经济利益的比较。第一个利益比较来自城乡产业之间的比较，与城市的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的受益相对较低，城乡之间的实际受益比大约为4∶1;第二个比较来自中国地域经济差异的比较，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状况差异很大，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更高的获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宋林飞，1994，1996）。从更为宏观的背景来看，农民工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嵌入全球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为他们提供了超越农民生活的更好的可能”（李静君，1999）。对于农民工形成的理论解释主要来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哈-托模型。刘易斯认为经济中存在着二元结构，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增加的资本吸收的过程。哈里斯（J．R．Harris）和托达罗（M．R．Todaro）认为，准备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上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城乡实际工资水平的差异，二是在城市找到工作概率的大小，这二者的乘积就是城市预期的工资。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已经存在失业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该模型强调了个体利益最大化对转移决策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在城市还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说明城市的相对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会影响劳动力是否选择转移（栾谨崇，2004;苗瑞卿，戎建，郑淑华，2004）。

拉文斯坦（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目前社会学界对此理论有诸多评价，认为“推—拉”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打破户籍壁垒才能成立（宋林飞，1996）。也有人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农村，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黄平，1996、1997）。有人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文军，2001）。

综合早期学者们分析农民工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二元结构造成比较利益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形成一种“推—拉”的驱动力，而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最终促成了农民的流动，从而形成农民工。笔者认为，这些原因的分析仍然停留微观层面，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结果的显现。将农民工的形成、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就可以发现，工业化、市场化所产生的动力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早就表明，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是促进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必要条件。早期的产业革命作为机器大工业化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厂手工业的革命，是十五世纪以来科技进步、劳动工具不断更新和专门化，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市场日益扩大以及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的大批自由劳动力与巨额货币财富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产业革命造成了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而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和产业革命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两者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都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是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的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与农民阶级相比具有更多的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优秀品质，更有利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农民进入工厂并逐步转型成产业工人，是工业化发展的大趋势。但在早期的产业革命中，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是一个充斥暴力和被胁迫的过程（杨云善，2004）。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工业革命推动社会化大生产，从而出现分工，出现工人及工人阶级（“分工—阶级”理论）。中国农民工的出现并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从根上说也是生产力的发展，既包括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又包括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逐步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的阶级阶层理论从根本上做出了解释。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工，及时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进农民工向工人阶级转化，推进社会各项事业较快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启发和指导作用（杨云善，2004）。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农民工，还体现了市场化、城市化的作用，是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渡形态。对比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形成，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是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一种独特形式，而且没有采取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暴力剥夺的手段，是依靠市场调节下农民的一种自愿选择。与早期产业革命时期相比，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有两点不同：一是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工人）是市场条件的一种理性选择，是一种“为他们提供了超越农民生活的更好的可能”的选择（李静君，1999），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并没有被胁迫;二是最初农民进城打工，并没有失去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变得“一无所有”。因此，很多的学者认为农民工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二元结构造成比较利益的出现，这就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推—拉”的驱动力，而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最终促成了农民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新产业工人。其实，二元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农业主要集中在农村，城乡之间的比较利益与“推—拉”驱动力，是相对于农业来说的工业的吸引力。当然，在中国，市场化的同时推进，为驱动力情况下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新产业工人的形成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