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 历史社会学pdf

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 历史社会学 内容简介

《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是一本外国著作的中文版本，成书于1999年，一经出版就成为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书目。《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历史学的社会学式运用"这个议题的论文集，审视这两门学科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学术性强，是新时期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本必读书目。

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 历史社会学 目录

一、导论：社会学与历史学，过去与现在 编者

二、未来的历史学 查尔斯·蒂利

三、何谓历史社会学 辛西亚·海伊

四、历史学对社会学的流通性 加里·威克汉

五、柯科迪的社会变迁与经济生活，1891—1987——资料与方法，一个历史的视野 詹姆斯·史密斯

六、乡村地方的历史重建——新西兰个案研究 鲍伯·霍尔

七、传记、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研究 布莱恩·艾略特

八、作为道德方案的都市化——20世纪英国的转型 罗丝玛丽·梅勒

九、源自过往：1984—1985年罢工运动中的法夫郡矿工 苏珊·娜詹

十、 哥经济社会学中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一篇寻找研究方法的论述 罗杰·佩恩

十一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变迁与连续——以工业父权体制为例 哈瑞特·布雷德利

十二 转包制与工业发展 拉尔夫·费弗尔

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 历史社会学 精彩文摘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早是以历史推论（historical speculation）的身份出现。作为“社会学”这一名词的创立者，孔德（Auguste Comte）始终没有为他所钟爱的社会学提出明确计划。他认为社会学的未来地位将是在科学启蒙运动中摘冠。好比天文学代替占星术，化学取代炼丹术，在研究人类事务的学科中，社会学将取代神学理论。

为了更清楚证明传记式研究法的批判功能，我们可以借用伯陶和伯陶韦安两人正在酝酿中的观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初步发现。这些观念也将辅以我的些许观察，这些观察基本上是来自于我曾指导的调查研究。在我进行研究之初，并不知晓伯陶的研究工作，不过后来就和他们所关注的研究焦点产生了一些微妙关联。

社会流动的模式在社会学中曾被广泛地加以研究，而历史学家也有讨论这个主题的大量作品。这些研究都倾向于跟随一套定义得十分清楚的议题，并且运用相当类似的研究方法。他们主要的研究焦点放在职业地位的变迁；研究者想了解声望阶序的升降比率，有时也企图探讨个人工作生涯的转变，不过最常研究的主题仍是父子之间的职业改变。研究者从抽样调查中取得资料，这些资料当然都和个人有关。在社会学的领域里，这类研究长久以来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触及深具社会和政治意义的问题 即社会的相对开放性，以及致力于追求更高层次的平等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至少在量化上是受到推崇的，因为它们当中最好的研究，都展现出完美且复杂的研究技巧。

但是对伯陶而言(他早期也是在这个特殊园地里工作的社会学家)，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具有严重瑕疵。他指出这类研究者在统计学上的复杂度，远超过他们真正应该具备的社会学洞察力，而他们个人主义式的研究方法，更掩盖了真正的社会流动过程，其实是富有深刻的社会性与集体性。此外，为了要察看主要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些研究都犯了一个很大的谬误，它们几乎完全将注意力放在男人身上。当然，这样的批评已有许多学者指出，其中包括我们可以预料到的女性主义者。然而，就伯陶这位花费十多年时间，致力于鼓励和运用传记式研究法的学者看来，有两点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首先，我们必须对女性社会流动的比率与途径更加留意(高德索普[Goldthorpe，1987)近年所做的研究便是如此)，其次，应该探索女人，尤其是母亲，对其子女的社会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超过我们以往所假定的。为了要探讨这两件事，尤其是后者，我们必须去研究一个很不一样的资料领域：传记性资料。

那些仔细描述追求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生活史，以及其他的传记材料，都能加强我们对传统研究的批判，也能彰显出传统研究在方法论及概念上的缺失。如果我们根据自身的经验，或是我们所熟知的群体、家庭和个人的情形来思考社会流动，如果我们从立即可以辨识的传记式观点开始思考，我们就会被引导去询问一些问题，而那些问题的确可以对随处可见的社会学研究构成挑战。

在解释机制对激进信仰究竟扮演增强或抑制角色这个问题时，传统上都是从工人阶级意识的角度进行论述，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传统论述的不足．这类论述通常都过分关注于评估工人阶级实践其历史角色的能力，这种历史角色是马克思主义者赋予他们的；或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爆发激进活动的地区与时机上。第一种方法所采用的简略观点，并不足以掌握信仰的复杂本质，且可能包含模糊与矛盾。第二种方法则会使一些独特插曲脱离时间之流，因而无法说明工人的激进立场与其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

上述这类解释也倾向于以单纯的论述来描绘行动的主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因而无法指出概括的社会意象是否可能与公开流传的政治世界现有所关联。再者，这些叙述大多是静态的，几乎不曾考虑激进意识在不同时期的工人间的繁衍情形，或是在创造激进认同与信仰的过程中，历史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直接逼近主观领域，不要套用上述那些被视为是“有效”(valid)的既定概念或过于简略的观点，直接去审视那些在创造和延续认知的定位时，具有重要作用的机构组织，以避免负载过多有关“阶级意识”的假定。

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检视的主题应该集中在对激进的主观理解。在社会生活中被视为是制造和繁衍激进意识中心的主要机制包括：工作场所、居住社区、工业组织与关系，以及政治制度。行动者就是在这些领域中，通过经验与非正式的社会化过程，认知到自身社群的过往与现况。本文的研究目的便是尝试去检视时间对这种意识的形塑；探讨群体的历史是如何被理解并被整合到个人的认同与信仰里；以及历史的含义是如何受到客观世界的行动所改变。由于要详细探讨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势必超出本文范围，因此我将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激进派动员历史感(sense of the past)的主要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进行互动。

当代著作倾向于将父权体制和破坏工会体系画上等号，也许是因为雇主一直强调共同利益这项意识形态，但在英国东中部的研究中，却在这个论点上显出相当耐人寻味的模糊界线(或许可反映福克斯对“传统的”与“复杂的”父权体制所做的区分。当然，有些父权体制者非常严竣地反对工会，耗费极大的力气表达他们的敌对态度。其他雇主，如摩利和曼德拉家族，对工会的态度却相当进步，他们接受工会，视其为员工情感的合法代言人，也相信巩固工业关系的方法在于发展出集体协商与仲裁的适当机构。也许对父权体制而言，比敌对工会更重要的是彼此互惠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只要工会拥护向工厂“负责”与“合作”的态度，工会一定能被人接受。不过，一旦违反互惠主义，父权体制的雇主就会变成顽固的独裁主义者(就像真正的父亲一样)！以约翰·比格斯(John Biggs)为例，连宪章运动的领袖汤玛斯·库珀(Thomas Cooper)也认为他是位热情、深具同情心并照顾员工的雇主，但是当他的员工发起罢工时，他却站出来强烈反对他们。

以两者类似的策略与态度而言，古典父权体制和工厂父权体制之间有着明确的连续性。父权体制在英国东中部地区已经成为工业传统，被一群地位明确的雇主所支持，他们想在对手当中成为最成功的企业家，因此，他们会想为非父权体制的竞争者立下典范。类似的连续性发展，同样也出现在工厂父权体制和新父权体制之间。新父权体制开始发展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建立完备。主要的改变在于科层制的发展，由于公司规模日渐扩大(有些公司现在已建立分公司，或处于合并与接管的过程)，有些从私人企业转为国营企业的公司，开始打破长久以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个人式沟通传统。很多19世纪父权体制的雇主骄傲于他们能叫出所有员工的姓名(这一点仍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我所访问的小型父权体制公司里)，但在新的环境当中，雇主却必须以“好公司”的观念，取代从前“好老板”的概念(例如科拉斯家族便这么做)。

其他改变的主要范围在于公司所(持续不断地)提供的福利性质。当物质生活逐渐提升，政府福利政策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公司所提供的住房、休闲设施、图书馆等福利便显得多余，于是新的设施便应运而生，如福利社、退休人员俱乐部。同时，公司也对工业关系的趋势变迁做出反应，例如将咨询委员会与公司刊物制度化，以保留沟通渠道，井以奖赏鼓励员工提出建议案等等。而昔日的老公司也采纳新父权体制的模式(科拉斯，霍林斯，艾特金斯家族)。新形式的特色是把工会编入公司的结构(像就尼可尔斯和拜农〔Nichols and Beynon，1977〕所描述的)，即工会也是“工厂大家庭”的一分子。不过，最主要的连续性乃是公司仍继续使用家庭这个主题与意象，不顾科层制日益发展的非人性化事实。直到今天，征募员工的其他家庭成员仍旧为纺织业的共同特色，而这些公司在其发行的刊物里，也一直不断运用家庭此一隐喻。

最后，另一种常见的变形，我将它称为拟父权体制，这是小公司的特点，在纺织工业里有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它们就像罗伯茨所说的，无法负担员工福利，或者无法支出大量金钱来建设社区，这些公司的关照策略局限于维持强烈的个人联系与亲密的交流，将家庭象征与家庭征募互相连结，这代表他们诚挚地关怀员工的生活。这些公司的工会都相当不受人欢迎，管理者将其视为多余，因为它们和员工的互动关系过于亲密。如同在现代的大型父权体系公司里一样，他们也借助个人工作的弹性管理，来强调家庭义务的重要性，所以管理者允许女性员工将她们的上班时间与照顾家庭和孩童的时间相配合。

父权体制的持续发展

我对英国东中部地区工业父权体制的发展做了历史性回顾，同时也评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父权体制的演变。不过有人可能会反对我的意见，认为它们是分属于四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举例来说，我称为工厂父权体制的工业习俗，在别的地方被人称为福利主义。在这里有两个观点必须说明。第一，就像我已试着指出，这些父权体制的不同变形是借助父权体制的明确传统而互相连结，这乃是此区一般工业风尚的一部分，但它也受到重要大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以不同的形式委身于父权体制。因此，我们可以追溯这些公司内部父权体制形式的连续性发展。第二，很明显，所有父权体制变体的共同成分是，公司不断运用家庭架构来使工业生活变得有意义。使用家庭象征，诉诸家庭的连结与忠诚，在我看来，这是工业父权体制最明确的特色，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一元论意识形态，福利制度、伦理或个人式的关怀，以及社会责任。所以，我认为的父权体制和乔伊斯的看法最为接近。虽然其他因素也可能被编年史家所看重，不过既然家庭象征的中心地位看来似乎是所有不同父权体制案例的一项特色，那么历史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法自然就应表现出这项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