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pdf

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研究了英语文学知识界对新兴大众文化现象的反应，对现代之初的知识界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以清晰的条理和富于雄辩地论述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大人物们身上的阴暗面。

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目录

主编序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编 主题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

第二章 改写大众

第三章 郊区居民和职员

第四章 天生的贵族

第二编 个案研究

第五章 乔治·吉辛和难以教化的大众

第六章 力图消灭大众的H．G．威尔斯

第七章 H．G．威尔斯的自我对抗

第八章 填补沟壑：阿诺德·贝内特

第九章 温德姆·刘易斯和希特勒

温德姆·刘易斯和西方的女性化

阿道夫·希特勒的知识分子计划

后记

索引

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精彩文摘

第一章 大众的反叛

关于20世纪早期出现的大众文化，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曾代表知识分子作了典型的描述。在1930年出版的英译本名为《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奥尔特加首先表达了对人口爆炸的担心。他指出，欧洲有史以来，从6世纪到1800年，人口从没有超过1.8亿，而从1800年到1914年人口却从1.8亿上涨到4.6亿。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欧洲制造了“一个潮水般涌向历史胜地并将其淹没的巨大人流”。①对此，即使一些思想倾向与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相左的作家也同样感到恐慌。例如，H.G.威尔斯就认为，“新生人口过度云集”是“19世纪的根本灾难”。

②奥尔特加分析，人口增长会带来各种严重后果。第一，人口过度拥挤。火车、旅馆、咖啡店、公园、剧院、诊所、海滩等地，到处人满为患。第二，远胜于过度拥挤的侵扰问题。群众占据了人类文明为最杰出人士创造的空间。第三，大众的专政。大众拥有全部社会权力是当前欧洲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高度民主”的胜利造就了现代国家，而奥尔特加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是对文明的最严重威胁。因为，虽然大众信任国家，把它当作能让其获得所期望的物质享受的核心组织，但是国家也会镇压个体。

①奥尔特加的想法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的思想。尼采对我们将要关注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有所预见。他同样也谴责人口过多，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宣称：“生者太多，他们依附在枝头太久，我希望有一场风暴来摇落树上所有这些腐败的虫食之物！”“暴民”饮水之地，所有泉水都有毒。查拉图斯特拉还谴责国家对个人的压制，说：“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国家是大众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命的地方”。国家是为大众——“多余的人”发明的。在《权力意志》中，尼采表达的信息是：“需要高级人士对大众宣战”，并且宣战的时机十分重要，因为“各处的庸人正在联合起来使自己成为控制者”。尼采告诫道，这种“最卑微最愚蠢者专制”的结果将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无望而乖戾的东西”。

②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尼采看作大众文化最早的产物之一，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引发了尼采作为反抗者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反对。他的思想在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中特别盛行，这表明大众的威胁激起了他们的恐慌。W.B.叶芝把尼采推举为“平民粗俗行为传播的抵制者”，萧伯纳则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胜过大卫圣歌的第一本现代著作”。但准确地说，尼采的追随者为了将其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乃至女权主义相调和，似乎常常有选择地读尼采的著作。例如，颇有影响力的《新世纪》（该书约有80条与尼采1907年至1913年间的著作有关）的编撰者A.R.奥拉格，发表过两篇尼采研究论著，论述都很片面，而他对尼采头脑的“白热化”崇敬却毫无保留。他报告道，尼采正在全欧洲“最有知识和最杰出者圈层内”被讨论。

①尼采的大众观实际为大多数欧洲文化创造者所分享或预见。易卜生在1882年发表的《人民公敌》中，展示了正直单独的个人是腐败大众的受害者；福楼拜早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发表十年之前，于1871年写道：“我相信，老百姓、大众、群众总是卑劣的。”他断言，任何人不管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提高大众的品质②；伟大的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也为反大众的偏见提供了极端的范例。他于1890年发表的小说《饥饿》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现代派文本，以致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纪德都对他心存感激，艾萨克·巴什尔维斯·辛格也称他为“现代派文学之父”。在他的《卡伦诺三部曲》中，主人公艾瓦尔·卡伦诺，一个奋斗中的年轻作家，就具有激烈的反大众观点，他的讲话实际上浓缩了汉姆生的尼采式大众观：

我相信天生的领袖、君主和统治者，相信自命的大众统治者，而不是推选产生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伟大的恐怖分子和活生生的人权精神代表——恺撒的回归。最终在希特勒身上，汉姆生发现了他那伟大的恐怖分子，并成为唯一一名始终忠于希特勒的重要欧洲知识分子。他在希特勒自杀一周后，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深表敬意的讣告，赞美希特勒为“人类的勇士，全世界正义信条的先知”。“他的宿命，”汉姆生悲叹道，“在于他出现在一个最终将他摧毁的无比野蛮的时代。”

①至于什么造成了文化名人所谴责的“大众的反叛”，这在欧洲各国情况各不相同。在英国，最为关键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所倡导的全民基础教育立法。②19世纪的老百姓和20世纪的大众之间的差别主要在读写能力上，由于首次出现一个有读写能力的巨大人群，印刷物的制造和传播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变革的对象。“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阅读大5众，”H.G.威尔斯评论道，“历来把世人分割成读者和非读者大众的那条巨大鸿沟现在已小得只剩些微教育程度上的差异。”

③威尔斯有些言过其实，教育上的差别始终很悬殊。不过，确实发生了一场大变革，萧伯纳曾特别清晰地评估过这一点。他的小说《未臻完美》在1879年几乎遭到了所有出版商的拒绝，而回顾这一事件并探求其中缘由时，他终于意识到阅读公众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