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pdf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作者：陈文新主编；於可训，叶立文分册主编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内容简介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苟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畿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目录

总序

凡例

绪论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中国文学编年史 现代卷 精彩文摘

《论民族形式问题》：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确曾提倡过《水浒》、《红楼梦》等“白话”章回小说，它的理论活动也确曾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当作主要对象，但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文学革命运动是先通过文学的用语问题发难的，战斗者不能不向社会指出，被鄙视的白话（引车卖浆者流的言语）正可以而且已经写出了杰出的作品，第二，当时对阵的劲敌正是在朝的“古文派”，因而不得不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集中了火力，第三，这虽然只是打击敌人的理论活动的一面，但还是依然包含有创作态度（“八不主义”，反“文以载道”）上的，文艺形式（反对模仿古人题材）上的见解，第四，最主要的，在建设的理论活动上介绍了易卜生主义，现代短篇小说等；这都是和传统的文学见解截然异质的东西，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所以，要理解五四的“文艺史观”，不能仅仅看它说出了什么，重要地还应该要看它反映了什么。而且，对于一代文艺思潮，不能仅仅从理论表现上，更重要地是从实际创作过程上去理解；或者说，理论表现只有在创作过程上取得了实践意义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代文艺思潮的活的性格。那么，我们可以说，五四“作为新形式而提倡者”，就绝不是今天所说的“旧形式”。……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里面，原有彻底的民主革命和妥协的民主改良这两派，旧的形式的残留现象正是后者的社会基础和它在文化问题上的妥协性在文艺创作上的反映；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表现在“文艺史观”上的所谓“本格的立场”。依然占着优势的封建文艺对于新文艺保有强大的压迫作用，这作用不能不反映到新文艺里面的脆弱部分的形式（以及内容）上面。这是每一新的文艺运动里面所附随的必然现象，它的意义是负的而不是正的；对于这一现象的脱离，正像何其芳先生的正确估计，是“一种进步”，虽然我们应该强调地指出，当时的主潮正是取了和这相反的方向。这只要看一看这些不能摆脱旧文艺束缚的作家，不但在当时没有发生过领导的影响，而且后来差不多完全走上了没落的道路，问题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

所以，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的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的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的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五四新文艺从它们接受了思想、方法、形式，由那思想更坚定了被现实社会斗争所赋予的立场，由那方法开拓了创作上认识中国现实的路向，由那形式养成了组织形象的能力。在民主革命的实践要求里面接受了它们，’使它们在民主革命的实践要求里面化成了血肉。作为基础或“内在根据”的，是活的社会诸关系，而不是“当作内在根据的中华民族现有文艺形式”。五四新文艺由这获得了和封建文艺截然异质的、崭新的姿态，内容上的“表现的深切”和形式上的“格式的特别”，这正是它能够成功了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所以。说它不“是从火星上跳下的形式”（方白），说它“和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划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夏照滨），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