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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 内容简介

盖房癖：中国人住的不是房子，是建筑面积。

国立大学福利了谁：教育面前人人不平等。

兄弟我当年：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

非公知非公敌非无政府主义，一切源于爱！

每个人都在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生存的盛世，让我们感觉迷惘、不安和焦虑？郭宇宽带着自己作为媒体人的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累积，给国人提供了观看当今世界的富有同理心的视角，在他笔下，歧视、崇拜、误解与敌意都化作深刻的“理解”。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 目录

CONTENTS

序我只有一种立场

壹众善同归的时代

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有自己的神，而我们社会可以有一种普世性的善，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开放到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路径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它，而不必在统一的号令下，迈着整齐的步伐。

众善同归的时代/3

偏执性格的优势/6

民粹如同青春期/9

城市的精神就是包容/12

“仰望现实主义”在中国/15

反思我们的“镀金时代”/18

他们懂得了“自由”的含义/21

给强者荣耀，给弱者尊严/25

应该提倡适度体面/28

贰理想是你最大的隐私

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用不着让所有人都知道，特别是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真正崇高的愿景，是你在自己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和上苍的定。

让知识分子走火入魔的心灵陷阱/33

理想是你最大的隐私/38

那一代人的匮乏焦虑/41

天性的知识分子/44

能“骂校长”的才是好学校/47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吗？/50

兄弟我当年/53

谁是大陆岛民？/56

和台北的哥聊管制/60

叁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遗传并没有封杀基因变异的潜力，即使在最荒唐的年代它也没有停止在每一代人身上创造出美好的人性奇迹，没有停止与环境的互动，如果那些优秀的种子有成长的机会，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腐败的美国劳动人民/67

如果梵高生在中国/71

一个美国雷锋的故事/74

知识界怪现状：看谁的图腾伟大/80

养个王室挺好/84

皮诺曹的故事在传达什么？/87

挪威的中国傻帽/90

刑不上大夫与日本武士道/93

种地的人最野蛮？/96

“大公无私”的歪理邪说/99

另类屈原/102

肆太阳底下无新事

在今天的中国，“驴马屁”的店面像过去的琉璃厂一样，由于承担了社会交易的媒介功能，使得它们在中国的流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从而使这些商家的商业模式得以运转。

古有琉璃厂今有“驴马屁”/111

荷兰风车与康乾盛世/114

精英好比大公鸡/119

妥协家甘地/123

从“乞丐圣人”到“流氓地主”/138

胡博士的徽商本色/146

至今犹忆“袁大头”/149

致敬孔乙己/152

一个德国钉子户的遭遇/155

伍当世界期待我们理解

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制度和成长经验，把他们的性格、世界观和值观塑造成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的坏人，大家都活在业力之中。

到底谁难缠/159

网上暴戾情绪从何而来/163

国立大学福利了谁/167

富人摆排场，大家得喜乐/170

人道的政策与不人道的结果/173

囤地有错么？/176

我们住的不是房子是建筑面积/178

孙大午不懂管理学？/181

传销者的逻辑/187

陆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愿意告诉他：“假使你被整个社会抛弃，我也站在你的一边。”即使有千万人的喧嚣，依然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和爱。

高干子弟又回来啦/205

比尔·盖茨为什么不自己花钱/208

我们这些“傻够宁”/211

稻作性格与电玩性格/215

真由美的魅力/221

心灵鸡汤惹谁了/224

富二代才该学卢安克/227

“不装”的唐僧/230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 精彩文摘

偏执性格的优势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书中采访了中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比如上访者、维权者。客观地讲，我接触过这些人，包括这本书里面描写的这些人的状况，很多人是偏执狂。

这些人的偏执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他们努力的方向是钻牛角尖。比如他们在村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又何必在这件情上较劲呢？而他们为了这一件情，可以百折不回，几十次上百次地跑到北京上访，从县到市、到省，一步步上访，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且他们能够一遍一遍地跟别人重复自己的遭遇，非常执着。作为旁观者看来，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值当的，何必要让自己成为那样呢？但是，他们就执着于这样的意志，一定要讨个能接受的说法，有点像堂吉诃德的那种执着。

他们一遍遍地和别人讲他们对于公平的追求，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我非常敬佩的案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他和人讲话的神态、眼镜片后面发射出的真诚的光彩，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偏执狂。当年他作为一名北大的老师，小日子过得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他能够以那样的毅力在北京五道口一带，遇到电线杆就贴小广告，见到人就一遍一遍地重复他从绝望的穷山中劈出一块宝石的信念。他的毅力和他宣传自己观点的感染力，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和上访的、维权的那些人是一样的，但是俞敏洪把毅力和偏执的精神用在了英语培训上，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番事业，而那些维权的人，在现在的中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前段时间我和学术界的人交流，发现中国近几年有两个专业领域在国际学术上发展得特别快，一个是生物科学，一个是材料科学。原来在国际一流的期刊上很难有中国学者的文章，而最近这些年，从一开始有个别几篇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发表的文章，到后来有些华人学者被请回国内教书，越来越多的华人文章出现在每一期的国际期刊上。

我理解材料科学和生物科学非常枯燥，是让人很难坚持下来的一门学科。比如诺贝尔奖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需要的是天才的想象力；而有一些发现，比如居里夫人的，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实验，为了发一篇论文要废寝忘食，要跟自己较劲，是非常枯燥的过程。有时候是需要跟得上前沿的文献，有时候是比谁更加勤劳。同样一个实验，也许国际上有几个实验室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你能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带着一批研究生努力地做，抢先把这个实验成果做出来发表了，这个成果就是你的了。中国学者成批地在材料和生物学科方面，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看来，与中国人的勤奋，认定一个目标能够忍受枯燥，不断的努力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也让我想起富士康的生产模式，枯燥的企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在中国，包括前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生存的空间。在我看来，这是长期的东亚生产方式对人的训练，是对枯燥的忍耐和勤奋的自我挑战的能力发挥了作用。把这种能力发挥在打工上，能成就出富士康这样劳动密集的企业；发挥在创业领域，可能就会成为像俞敏洪这样成功的创业者，创立非常著名的企业；发挥在科学领域，就会诞生一批国际前沿的学者。

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某种角度来讲，一个民族就如同一个品牌，需要独立的信仰和哲学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执不是和常规格格不入，而是一种把常规推向极致的认真、坚韧、百折不回的精神。那些维权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他们像神经病一样，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怜的形象，但是，这种不懈的追求，未来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推到一个世界领先的高度。

（2014年）兄弟我当年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之后省略三千字）。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

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的出国经历，却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今天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七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大概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现在大学里的不少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别人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终于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平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后来才明白，刘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