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回忆录（1928-1983）pdf

李鹏回忆录（1928-1983） 内容简介

李鹏亲自撰写的这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李鹏、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李鹏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

他的父亲李硕勋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留法同学赵世炎的妹妹。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则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

不幸的是，1931年9月，李硕勋在李鹏3岁的时候就为革命牺牲了。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他回忆了与李鹏、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交往的故事。

这本书只写到了1983年。李鹏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李鹏回忆录（1928-1983）》内容丰富、翔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从一个侧面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画卷，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党史、国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李鹏回忆录（1928-1983） 目录

第一章动荡的童年（1928—1938）

一 我的出生2

二 我的家庭4

三 父亲在海口英勇就义8

四 回到四川17

五 从宜宾到成都19

六 母亲以教书为生22

七 我的母校—成都市实验小学25

八 摆脱特务的监控27

九 革命母亲夏娘娘30

第二章 在重庆（1939—1941）

一 从成都到重庆34

二 在育才学校38

三 见到周恩来同志42

四 皖南事变46

五 到延安去49

第三章 在延安成长（1941—1945）

一 蔡畅同志来接我55

二 在延安的学习经历58

三 延安大生产运动64

四 延安整风运动67

五 见到陈云同志70

六 毛主席和我谈话74

七 审干工作和“抢救运动”77

八 周恩来回到延安79

九 到南泥湾秋收突发阑尾炎84

十 党内思想的统一85

十一 延安的文化生活88

十二 狂欢之夜91

十三 告别延安92

第四章 从延安到东北（1945—1947）

一 东渡黄河99

二 向张家口前进101

三 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105

四 走上工作岗位109

五 押运发电机111

六 雁门大队117

七 从大连到哈尔滨123

第五章 在哈尔滨（1947—1948）

一 哈尔滨油脂厂协理132

二 破获一桩特嫌案137

三 参加工厂民主改革140

四 四平遇险144

五 母子争论145

六 离别祖国149

第六章 留学苏联（1948—1955）

一 到莫斯科155

二 在伊万诺沃市157

三 专业选择164

四 毛主席访问苏联168

五 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174

六 水电系的同学179

七 实习与旅行188

八 在留苏学生总会198

九 参加中国电力代表团203

第七章 丰满岁月（1955—1960）

一 到基层去209

二 来到丰满211

三 见习厂长215

四 参加中朝水电开发谈判219

五 2号机组事故221

六 修复2号发电机225

七 成立检修队228

八 整风运动230

九 战胜松花江特大洪水234

十 相识在松花江畔240

十一 天池寻水253

十二 “大跃进”259

十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261

十四 小鹏的出生264

十五 母子谈心268

十六 同志与友谊270

第八章 东北电网（1960—1964）

一 任东北电管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278

二 以煤定电280

三 三年困难时期284

四 “八字方针”286

五 和睦的家庭289

六 中苏大论战295

七 周总理会见烈士子弟300

八 考察瑞法两国水电306

九 电网运行规律316

第九章 阜新发电厂（1964—1966）

一 参加“四清”留任厂长320

二 深入生产第一线327

三 参加劳动330

四 满出力运行335

五 机构改革337

六 参观三线建设338

七 清产核资344

第十章 十年动乱（上）（1966—1971）

一 “文革”开始350

二 代理北京供电局党委书记354

三 天安门保电357

四 三姨之死361

五 “苏修特嫌案”370

六 周总理接见水电会议代表374

七 调整北京电力管理机构377

八 林彪叛逃事件381

第十一章 十年动乱（下）（1972—1976）

一 出席国际大电网会议385

二 开展“三电”工作391

三 建设唐山陡河电厂395

四 扩建高井电厂398

五 “批林批孔”405

六 全面整顿409

七 为三姨赵世兰平反412

八 泪洒长安街415

九 大同二电厂选址421

十 抗震救灾424

十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431

第十二章 拨乱反正（1976—1978）

一 揭批“四人帮”434

二 工业学大庆436

三 建设大港电厂439

四 中共十一大443

五 各领域的拨乱反正446

六 十一届三中全会449

七 新“八字方针”450

第十三章 重组电力工业部（1979—1980）

一 考察日本电力企业453

二 全电会议459

三 成立华北电管局464

四 龙羊峡截流470

五 第二次全电会议476

六 水电座谈会479

七 访问朝鲜484

八 全国电网经济调度会议489

九 “六五”期间的能源政策494

十 全国电业安全生产会议498

十一 扩大企业自主权502

十二 乌江渡水淹厂房事故505

第十四章 启用中青年干部（1981—1982）

一 任电力部部长511

二 推进万安水电站复工515

三 河南之行518

四 十一届六中全会524

五 六中全会辅导报告528

六 龙羊峡抗洪抢险536

七 山东电力上划550

八 两部合并558

第十五章 中共十二大（1982）

一 考察罗马尼亚电力工业568

二 了解匈牙利海勒空冷系统575

三 内蒙古昭乌达盟之行578

四 党的十二大582

五 四川之行589

六 江西福建之行592

七 考察法国核电597

八 赴英谈判中法英核电合作604

九 赴芬兰考察苏式核电机组610

第十六章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1983）

一 电力工作会议615

二 广东湖南之行621

三 大琳被任命为水电部驻捷验收机电炉设备总代表629

四 考察广西红水河电站636

五 考察内蒙古煤电基地644

六 用电包干648

七 到国务院工作651

李鹏回忆录（1928-1983）精彩文摘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毛主席访问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毛主席和斯大林进行了3次会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

2月17日，是毛主席离开苏联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接见了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全体留学生。这当然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其实，在周总理到莫斯科后不久，我就通过伍修权提出想见周总理。等了一两天，周总理接见了我。他对我很热情，简单地问了我们学习的情况，我都一一作答。然后我说：总理，我要代表全体中国留学生提出一个请求。话还没有落音，周总理笑了，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是想毛主席接见你们。但是现在还不行，你们等候消息吧，一旦有可能，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

1950年2月17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晚上6时到大使馆。大家都心照不宣，肯定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当时同学间的联络主要是靠电话，但有的地方没有电话，要派同学去通知。经过紧张的工作，所有同学都通知到了。晚6点前，我们都赶到了驻苏大使馆。全体驻苏使馆人员和留学生都聚集在使馆大厅，等候毛主席的到来。

不久，毛主席在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了大厅，大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就座后和王稼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们有的同学和毛主席相识，有的同学和周总理相识，大家就一拥而上，掏出笔记本，请他们签字。毛主席当天心情很好，来者不拒。在我的记忆里，他签字的时候都要问一问学生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同学是学电业的，他就写了关于电业方面的题词。毛主席认识叶正明和叶正大，就问他们是学什么的，他们说是学航空专业的，毛主席就为他们写了有关航空事业的题词。还有的同学是学经济、农业方面的，毛主席也都分别题了词。曾涌泉在一旁看到这种情景，怕毛主席太累了，非常焦急地找到我，说：你还不赶快让同学们散开，毛主席要对你们讲话的。毛主席为几位同学题写了具体内容的题词后，给后来的同学的题词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我现在保存的一份复印件，也是毛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周总理的题词都是一样的，是“艰苦朴素，努力学习”，这个复印件我也有。至于在莫斯科学习的其他同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请领导签字的习惯，所以他们就没有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珍贵签字。

大家安静下来后，毛主席开始讲话。首先是对全体驻苏使馆的人员，要求他们为中苏友谊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对中国留学生，他讲了三点：第一，你们要努力学习，比一般的苏联同学要更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后为建设事业服务；第二，新中国刚刚成立，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你们到了苏联，在生活上不要向苏联同学看齐，要吃苦，要艰苦奋斗；第三，还要注意锻炼身体，保持身体的健康，如果你们学成了，身体搞垮了，那么回国后还是不能为祖国作出贡献。大家听后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见结束后，毛主席离开大使馆，当即乘专列回国。

见到周恩来同志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母子汇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公馆位于今渝中区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边朝天门附近的一个小巷里。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攻之势。

在曾家岩，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1939年他曾摔伤了右臂，到苏联治疗。事情发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骑马过延河的时候摔了下来，造成右臂肘关节部位骨折。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都十分关心，由于国内医疗条件有限，苏联政府派了专机来接他。这样，他和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疗，还带了几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负责人的孩子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孙维世，她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陈祖涛，是陈昌浩的儿子；高毅，是高岗的儿子；还有陈小达，是陈伯达的儿子。这就是以后被周总理称作送到苏联学习的第二批革命后代。周伯伯在苏联治病，医生诊断后认为，骨折是可以医治的，治疗的办法就是打钉子，把他的右小臂与肘部固定起来，这样他的右手还可以活动，但是右臂上的肘关节就不能恢复活动了。在征求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意见时，周伯伯表示：只要能使我的右手活动，还可以拿枪、写字，那就没什么关系，一样可以做革命工作。伤养好了以后，他们先被送回延安，然后又回到了重庆。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我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当时陈舜瑶问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我说：基本符合事实，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说：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我解释说：那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

毛主席和我谈话

1942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讲：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

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和睦的家庭

我和朱琳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她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我也同样地爱护她、照顾她。我们当时的收入不高，但为了不影响工作，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孩子，所以每月的工资支出都要提前做计划，至今大琳还保存着那时每月发工资的信封。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大琳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当时电力系统有调度电话，但是要公私分明，我不好用调度电话和家人通话，只好写信交流。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能保存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结婚后，我母亲特别盼望大孙子早点降临。1959年6月7日，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李小鹏。两年以后，1961年6月1日，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李小琳。这样一来，我和朱琳之间就不直接喊名字了，我叫她大琳，和女儿小琳区分开，她叫我大鹏，和儿子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体现了我和大琳之间纯真无瑕而又真挚的感情。

我们当时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叫东电后院，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前面就是我的办公楼，是同一个院子，在沈阳市中心区以北的方形广场附近，靠近南湖公园。给我分配的房子在二层，是一套两居室，带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过道，使用面积34平方米。房子很新，公配家具除了双人床外，还有写字台、一个衣柜、一个沙发，把一间卧室兼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房子地面铺了木地板，还用油漆刷了墙围。按照当时的条件看，应该算是相当好的住房。我们在丰满的时候没有房子，一直住在招待所，到了沈阳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0年下半年，大琳第二次怀孕，预产期在1961年6月初。当时东北电管局在沈阳没有自己的医院，铁路局有医院，铁路局局长叫王树恩，是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同学，他年纪比我大，是华北联合大学从前方回来的那一批学员之一。我找到他，请老同学帮忙，请他设法安排大琳到铁路医院生孩子。铁路医院不大，妇产科在一幢日式的二层小楼上，大琳就住进去了。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大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大琳心里有些酸楚。小鹏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我们想念儿子的时候，就把小鹏接回沈阳住一段时间。

1961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有一天晚上，我们被小琳的哭声吵醒，我对老奶奶说：“也许是饿了，拿牛奶喂她吧。”但奇怪的是，小琳一碰奶嘴就左右摇头，并大哭，只喝妈妈的奶。我们才知道，每天的牛奶都被我们请来照顾孩子的老奶奶独自喝了。

1962年，大琳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晕、失眠，有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身体日渐消瘦。大琳还病休了一段时间，工资调级受了影响，20年后才调上。我们到医院看过几次。在当时沈阳最好的医科大学医院，经过大夫的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只能加强锻炼，补充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