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记者问pdf

朱镕基答记者问 内容简介

《朱镕基答记者问》收录的内容，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只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我们对正文中涉及的相关人物和专有名词，做了简要注释。英文专用名词在第一次出现时做页下注，以后每篇中第一次出现时放在括号内做随文注，再次出现时不再注释。正文中的英文保留，将中译文放在括号内做随文注。《朱镕基答记者问》收入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

《朱镕基答记者问》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

第一部分，朱镕基同志自1998年3月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先后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当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网进行了现场直播，世界各大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

第二部分，朱镕基同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采访内容境外媒体当时报道过，国内尚未公开发表。

第三部分，朱镕基同志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国内外媒体对此曾做过综合报道。这次收入《朱镕基答记者问》的是演讲和答问的全文。

第四部分，朱镕基同志在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当时海外媒体有过报道，这次选取的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朱镕基答记者问 目录

一、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1998年3月19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1999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000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001年3月15日）

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002年3月15日）

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1993年5月6日）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1994年1月15日）

接受保加利亚《言论报》记者采访（1995年11月9日）

接受乌拉圭《观察家报》记者沙东采访（1996年2月3 日）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1999年4月2日）

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兼发行人帕金森采访（1999年4月2日）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1999年4月8日）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1999年4月9日）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1999年4月13日）

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贡萨洛采访（2000年6月21日）

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

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2000年9月21日）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2000年9月21日）

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2000年10月8日）

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2000年10月14日）

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2000年10月16日）

接受哈萨克通讯社记者采访（2001年8月30日）

接受爱尔兰《爱尔兰时报》记者唐纳荷采访（2001年8月30日）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2001年9月6日）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2001年10月22日）

接受俄罗斯俄通社一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采访（2002年8月21日）

三、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

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997年9月22日）

在美国七团体晚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4月9日）

在美国中部委员会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4月12日）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4月13日）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4月14日）

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11月27 日）

在“新加坡讲座”上的演讲和答问（1999年11月30日）

在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演讲和答问（2000年7月6日）

在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与比利时雇主协会酒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0年7月11日）

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1年5月12日）

在爱尔兰工商界早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1年9月4日）

在俄罗斯工商科技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1年9月10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2年4月19日）

在埃及开罗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2年4月21日）

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002年9月27日）

四、接受香港记者境外随行采访

在英国谈中英关系等问题（1998年3月31日至4月1日）

在美国谈同顾毓先生见面的情况（1999年4月9日）

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1999年12月1日）

在比利时谈中欧合作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2000年7月10日至12日）

在日本谈中日合作等问题（2000年10月16日）

在韩国谈打击国际犯罪和金融危机等问题（2000年10月18日至22日）

在新加坡谈“10+3”、“10+1”和中国证券市场等问题（2000年11月23日至25日）

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2001年5月18日）

在泰国谈亚洲经济和中国西部大开发等问题（2001年5月19日至21日）

在爱尔兰谈中国经济等问题（2001年9月3日至4日）

在文莱谈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等问题（2001年11月4日至6日）

在孟加拉国谈中孟合作等问题（2002年1月11日至12日）

在印度谈中印关系等问题（2002年1月14日至18日）

在土耳其谈中土经贸关系等问题（2002年4月15日至18日）

在埃及谈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问题（2002年4月20日至22日）

在肯尼亚谈中肯合作和环境保护等问题（2002年4月24日至26日）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在丹麦谈亚欧领导人会议等问题（2002年9月23日至25日）

在法国谈吸引海外人才等问题（2002年9月28日）

在束埔寨谈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问题（2002年11月2日至3日）

朱镕基答记者问 精彩文摘

在第三代领导人里，我最欣赏和尊敬的便是朱鎔基总理。从他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他不再是我们的总理了，但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总理!我是朱鎔基的超级FANS，所以平时收集了他的很多资料，在这里把他在在任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精彩言论和关于他的一些文章总结在一起，与大家共勉！

一、1998年3月19日 全国人大记者会

在1998年3月19日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朱镕基总理首先向记者们介绍了各位副总理，并且对中外记者出席这个招待表示欢迎。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上周我曾有机会到吉林省和辽宁省去观摩了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村民们有机会选出他们希望选出的村长，或者是把他们不喜欢的村长赶下台。您个人对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是否支持？也就是说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选举不仅是他们所在地的领导人、而且也能够选举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如果您赞成这种做法，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实现这种制度，如果不赞成，理由是什么？

朱镕基：我知道已经有一个美国的基金组织到中国来对这种选举进行过调查，并且发表了非常肯定的意见。目前这种民主的制度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企业中实行，例如，民主评议厂长，民主审查财政账目，一部分企业民主选举厂长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至于如何选举主席和总理，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选举制度。

中央电视台记者：今后五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的任务，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刚才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发表的讲话，又对本届政府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可以把本届政府要干的几件事情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内的需求。由于我们最近几年宏观调控成功，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了货币的发行，使通货膨胀指数降得很低，因此有可能拿出较多的财力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加强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还有住房建设，因为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什么叫做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个到位，我们去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是说，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这个目标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

第三个到位，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把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我讲的三年内完成，是指分流出来的政府机关的一半干部三年内都能够到达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至于分流工作，今年就得完成。也就是说，新政府成立以后，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确定后，今年这一半人就分流了，但完全到位则需要三年时间，因为分流的这一半人要经过培训，并考虑到他本人的志愿，把他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五项改革，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中国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中国粮食的库存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即使再遭两年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也不会缺乏。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庞大，政府财政补贴也相应增加，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
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因为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整个房改方案已酝酿三年多。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

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我们在下半年将出台一个全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方案，来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福利。

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制度是1994年改革的，取得了极大成功，保证了每年财政收入以很高的比例增加。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必要的规费以外，不允许再巧立名目向人民群众收费。

最后我还要讲，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担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法国世界报记者：当中国在考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正是韩国的大财团非常成功的时期，但是最近这些大财团纷纷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垮台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会不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是否会放慢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

朱镕基：我对于韩国企业的经验不作评论。但是，对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在三年内，也就是本世纪末，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大多数摆脱困境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认为，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 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当年六四事件对新政府有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您曾说过，不管香港成为什么基地您都会去香港，请问您再去香港时如果有人请愿要求平反六四，您怎么看？

朱镕基：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几年，我们党和政府的历次会议对此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会改变。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至于香港，过去我就想去，而且去过了；现在我还特别想去。但现在我当了总理，失去了部分自由，不能想去就去，但是我一定会再去。至于香港人民对我去香港是表示欢迎，还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是香港人的自由。但是我想，香港任何组织的活动，都必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有人讲，因为您不像有的中国领导人在前苏联留过学，所以也许您当总理后会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带入一些新的内容。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政府在制定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考虑，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朱镕基：我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外交管得很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变化。我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我是否可以请钱其琛副总理对这个问题作一点补充呢？
钱其琛：任何一届政府里面有人在前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留过学，就认为这届政府一定对那个国家怎么样，我看这个逻辑不存在。不管从哪里学习回来，有什么经验，中国政府都是代表中国的。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去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香港的危机也开始显现。现在香港经济回升，股市指数又创新高。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

朱镕基：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 8 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

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在2000年前有没有可能实现人民币兑换完全自由化？

朱镕基：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至于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也自由兑换，按照我们预定的改革进程，将在中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能够达到的时候再实行。

新华社记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近年来国内市场出现了相对饱和，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潜力？

朱镕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很多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即使这样，中国目前许多产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这个市场还小吗？中国每年增加程控电话2000万门以上，世界第一，这个市场还小吗？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农村广大市场的开发，加强人民群众关心的住宅市场的建设，这个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中国的市场远未饱和，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者踊跃到中国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