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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谈话录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以塞亚·伯林讲述了他的思想及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其中穿插着许多个人回忆。他谈到了马克、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等令他着迷并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也谈到了他的诸多挚闪，如诺埃尔·安南、W.H.奥登、大卫·塞西尔、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斯蒂芬·斯彭德，尤其是他与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颇富传奇色彩的交往。从伯林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伯林谈话录 目录

序

第一次对话 从波罗的海到泰晤士河

两次俄国革命

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

卡尔·马克思：我的第一次接受委托

维也纳小组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奥斯威辛的发现

哲学家还是思想史家？

没有哲学家的哲学？

列奥·施特劳斯的“魔眼”

关于文化的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和人权

两种自由概念

关于多元论的争论

理想的追求

通向欧洲大陆的桥梁

第二次对话 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马基雅维里：政治的自律性

国家与托马斯·霍布斯

斯宾诺莎和一元论

反启蒙运动：约瑟夫·德·迈斯特和埃德蒙·柏克

维柯或一种新科学

关于汉娜·阿伦特

身为今日之犹太人

赫尔德和社会观

思想史：一个寂寞的学科

第三次对话 政治思想：时间的检验

接受委托或候车

德国人的耻辱感

赫尔德、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18世纪的相对主义

道德与宗教

休谟和英国哲学

人权

威尔第、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纳

摩西·赫斯：犹太复国主义者

马克思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第四次对话 自由哲学

斯蒂芬·斯彭德：60年的友谊

哲学的目标

多元论与民主

平等和自由

牛津哲学和实证主义

柏格森、谢林和浪漫主义

第五次对话 个人印象

19世纪的俄国思想

涅恰耶夫和虚无主义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赫尔岑

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1848年

刺猬和狐狸

别林斯基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布罗茨基

丘吉尔、魏茨曼和尼赫鲁

乔治·索雷尔和伯纳德·拉扎尔

伯林谈话录 精彩文摘

贾汉贝格鲁（以下简称贾）：首先，我要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如果可能，我想向您提出一些传记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您以往的种种经历和它们如何影响了您的思想，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

您于1909年6月6日生于里加，10岁时便随双亲离开俄国。关于这个时期您还有些记忆吧，尤其是移民的情况怎么样？

伯林（以下简称伯）：我于1915年随父母离开里加前往彼得格勒[1]，我们是1919年离开彼得格勒的。在那里，8岁那年，我目睹了俄国的两次革命。头一次革命我记得很清楚。到处是集会、旗帜，街道上拥挤着人群，人们激动万分，广告上画着李沃夫新政府部长们的头像[2]，立宪会议的二十多个党派在做宣传。人们关于战争的议论倒不太多，至少在我们家生活的小圈子里3很少谈论。自由党人的革命主要得到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欢迎，而这种状况持续不久。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第一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那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枪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以为暴动最多能持续两三个星期。如果您翻阅那些日子的《泰晤士报》，会读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写的报告，他预言暴动（putsch）会很快结束。在《泰晤士报》上，布尔什维克被称为“最高纲领派”，不算是主要的力量。列宁和托洛茨基逐渐作为革命领袖人物崭露头角。我父母属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以为列宁要创造一个让资产阶级不能生存的社会。他们把列宁看作一个危险的狂人，但又是一个纯粹的信徒，正直而清廉，在政治上热烈追求某种理想的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邪恶的机会主义者。只有八岁大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这两个人有如此不同的感觉。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连在一块，人们常常一口气说着，好像一个公司的名称那样。现在想来，当时仍旧忠于沙皇政府的人就只有警察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不够。人们管街道上的警察叫“法老”——民众的压迫者。有些警察在顶楼或房顶上向革命者射击。我记得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着，脸色苍白，挣扎着，显然快死了。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4可怕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

[1] 圣彼得堡。该城为彼得大帝于1703年所建，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复称圣彼得堡。

[2] 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是短命的（1917年3月14日至7月25日）。继他之后的克伦斯基于5月5日便夺取了全部政权。

贾：您在革命后离开俄国有没有麻烦？

伯：没有。我家是从里加来的，里加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3]。如果你能证明你是拉脱维亚人，他们便让你走。我们离开俄国到达拉脱维亚。我父亲是一个木材商人，给俄国铁路供应枕木。他继续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工作了两年，最后显然是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们从未受过触动，不论是我父亲还是哪一个亲人都没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我记得人们排成长队购买面包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我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四五个小时才能买到东西。我们家邻近有个救济贫民的施粥所，那里有些食品供应。还有个小电影院，放映有关19世纪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影片（当时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影片），一些憔悴的歌手演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选段。那都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特有的记忆。我们全家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因为只有一个火炉。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压抑感——也许因为我太小而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说。

[3] 拉脱维亚在1918年11月宣布独立，1920年8月11日苏联承认其独立（《里加条约》）。

贾：你们怎么来到英国的？

伯：我们先来到英格兰乡下，然后才搬到伦敦。开头，我上伦敦郊区一所预备学校，那时我很少说英语，我父母互相之间都说英语。从那以后我们很少看见俄国人。我父母不怀念里加，5不怀念俄国。我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崇英派的人，而我是在英国人不会干坏事这样的信念中成长的。我还没丢俄语，我想主要是阅读俄国的古典名著的缘故。结果我的俄语说得很流利，我每次访问苏联都被看作老乡亲。在我们学校有个男同学是俄国人，名字叫比利宾。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俄国画家。他的儿子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俄国保皇派。我偶然跟他说说俄语，此外就极少碰上说俄语的人了，我的俄语水平主要归功于阅读以及在儿童时期扎下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