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羲著述集pdf

梅光羲著述集 内容简介

作者梅光羲曾任民国期间的北京民国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南京与杨仁山、欧阳渐等人开办祗园精舍，一生主要讲授唯识法相学说。著述有《相宗纲要》、《相宗纲要续篇》，把法相唯识宗最繁琐的名相，诸如“三时教相”、“五位百法”等列为一百五十二条详加解释。此书一出，学界为之震动，成为后世研究法相唯识学最好的学习资料。另他撰写了《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记》，探讨了古代的菩提流支、真谛的旧译与玄奘的新译的八种不同之处，对法相唯识宗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做了深入的考证，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其著述还包括《相宗史传略录》、《大乘相宗十胜论》、《相宗无为法集解》、《宗镜录法相义节要》、《高僧传节要》、《禅宗法要》等，主要是唯识法相方面著述，这些文献大多珍藏在后代子女中，多是首次收集整理出来，对学术研究有非常珍贵的价值。

梅光羲著述集 目录

总目

相宗纲要

相宗纲要续编

五重唯识观注

大乘相宗十胜论

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

相宗史传略录

百法义录

《心经》浅释

《法苑义林章·唯识章》注

杂著

信函

序跋等

梅光羲著述集 精彩文摘

梅光羲先生小传（何明栋）

梅光羲（1878-1947），字撷芸，世居江西南昌青云谱梅家巷。自幼继承家学，十九岁时乡试中举，第二年赴京应试，路过上海，开始接触西方新科学知识。抵京后，受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喜阅宣传新科学知识的书籍与报刊，思想激化，热衷变法。返南昌后，光绪二十五年，与沈幼沂创办明达学堂，为传播新科学知识，专聘日本人牛岛吉岛来校任教。二年后，因战乱停办。是时科举废止，乃捐得后补道，赴浙江巡抚抚署任文案。光绪二十八年经尚书张冶秋奏派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次年任湖北农务局会办、将弁学堂总办、湖北武高等学堂监督。光绪三十年夏，奉派入日本振武学堂学习。二年后毕业，因日俄战事正炽，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学习。光绪三十四年学成回国，任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总办，复调任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又调任广东全省审检所筹办处总办，翌年任湖北提法使兼法政学堂监督、湖北高等审判所所长。

武昌起义爆发，积极响应，投身于国民革命。民国元年任教育部秘书长，民国二年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民国三年任山东巡按使公署司法主任，继任山东高等检察所所长直至民国十四年。后因愤于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干涉司法而辞职，居津赋闲。一度被聘为教授，执教于北京民国大学哲学系。民国十七年就任芜湖地方法院院长，第二年调任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民国十九年，出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二年后，因回避本省，回南京任司法院编译专员。一年后，改任行政法院评事。抗战期间，随行政法院迁往重庆，民国二十八年改任司法院法规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第二年因病辞职。蒙司法院改为聘任职，任司法院编译专员。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重庆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梅光羲一生，在投身官场的同时，笃信佛学。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就经友人桂伯华介绍，得识佛学界名人杨仁山，在听其讲授《起信论》后，即皈依佛法。求学日本时，虽是攻读陆军专科与法律课程，却念念不忘温习《起信论》与《弥陀经》。并曾多次与留日学人与亲友讲说《弥陀经》。又从师日本佛学名家广能法师学习《准提咒》及其观想法。回国后，任职湖北，却多次专程赴宁求教于其师杨仁山。光绪三十四年，曾在杨氏所创办的祗洹精舍专门攻读唯识宗典籍，同时旁及华严、三论、净土诸宗经籍。在此期间与同窗欧阳竟无等人发起成立佛学研究会，推选杨仁山为会长。宣统二年，任职山东，公余习研唯识宗，多有收获。后汇集撰述《成唯识论述记》。同时复致力于《起信论义记节要》等的编撰。在由广东调返湖北时，曾一度暂居南京，静听杨仁山讲授《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各疏。此后自己精心撰著《心经浅释》，深得杨仁山的嘉许，亲自为之撰序。抵湖北任上，即在家中自设一讲经堂，常常为亲友讲说《起信论》等。

民国元年，任职京都，与清一上人共同创议设立讲经堂于广济寺，曾在这里摘讲《大乘止观》等。同年，为缓解南京金陵刻经处经费拮据之困窘，发起组织基金董事会，自任会长，带头解囊。后又与他人多方筹款，创立北京佛经流通处。在山东任职的十年期间，除平日坚持研读法相宗与俱舍宗典籍外，为弘扬佛法，又与友人共同筹建了山东佛学社、山东佛经流通处等。不仅如此，还常常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亲赴佛学社与城内各寺庙，讲说《百法明门论》、《唯识论》等。同时对佛学经典更加深入研究，陆续撰成著述多种，计有金陵刻经处出版的《法义论》、《五重唯识观注》、《因明论疏节要集注》等六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相宗纲要》、《相宗纲要续编》、《宗镜录》等五种。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的《佛学启信论节要》、《六道轮回录节要》等。北京刻经处出版的《禅宗法要》、《六道集节要》、《居士传节要》等。这些著述的面世，评价甚好，尤以《相宗纲要》影响更大。

民国九年出版的《相宗纲要》，以其内容的精辟，为佛子学人所赞誉。相宗即法相宗，此宗条理严谨，分析周密。但却因文字过于简练，内容又且艰深，加上词汇很多，审名定义都有一定的界说，初学者往往视之为畏途，难以入门。针对这一情况，梅光羲在《相宗纲要》中，把法相学中最繁琐的“法相宗名”等名相，以及“三时教相”、“五位百法”等深奥的哲理，加以详细的解释，列条目总计一百五十二条，类似于一部小型法相宗辞典。此书内容虽系以条目式编排，却首尾相顾，很有系统。文字则明白不误。此书面世之后，佛坛震动，誉声鹊起。不久，梅光羲辞官移居天津后，即以此为教材，开讲佛学课程于北京民国大学哲学系，深得学生欢迎，也使《相宗纲要》声誉倍增。欧阳竟无称之为：“盍观之，一读唐疏之嚆矢”直至今天仍是饮誉不衰，得“是研究法相宗唯识学最好的参考书”之评。

民国十七年初，梅氏在上海向大愚法师学习随求陀罗咒，每日坚持结印诵咒两次。又入官场后，仍是公余致力于学佛传法不懈。在南京时，经常讲说《百法明门论》与《相宗纲要》等。民国十九年供职南昌，每星期天至佑民寺讲经，陆续讲说了《相宗纲要》、《弥陀经》、《圆觉经》等。二年后返回南京，长期坚持每星期三、六两天，分别到毗卢寺、普照寺、佛学会、佛学净业社等处讲经说法，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无线电台主持佛学讲座专题节目，先后播讲了《因明论》、《金刚经》，同时继续刻苦研究佛经。到民国二十七年入川前，陆续完成了《佛典略说》、《净土宗略说》等十余种著述。入川之后，仍坚持弘法不止。曾在重庆长安寺讲说《唯识三十颂》与《百法明门论》等。

民国三十年，又将长期研究法相宗在我国传播历史的心得，撰成《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发表。着重对于法相宗在我国传播发展中的译经，做出了深入的考证，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首先辨明传世亲学三大译师于中土的时代，以及其与世亲时代先后的关系。指出：“传相宗之教义来中士者，凡有三人：一、后魏时之菩提流支；二、梁时之真谛；三、唐之玄奘。”而他们之中，“菩提流支及真谛世皆称为旧译，玄奘则即新译也”。进而探讨了旧新两种译经的八种不同之处，如对“佛乘”的认识，在真谛则译定性二乘，亦必由佛道而涅槃。而玄奘译中则谓定性二乘永不回入大乘，即非由于佛道而涅槃，只由彼二乘道涅槃而已。此不同之处一也。正是由于两译的不同之源，方导致后代佛学界的空有之争。继又强调，“故唯识学至护法而确然可立矣，亦唯识学至护法而纯粹以精矣”的看法。认为法相宗的传播，到唐代时期是“唯识护法学，西域当时并无传人。传其学者，实为玄奘”。进而肯定玄奘对于法相宗的发展传播有“可谓集此宗之大成矣”之殊功。《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发表后，当即引起佛学理论界的争论。这对于推动当时佛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自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

概而言之，梅光羲一生在跻身官场、位居要职的同时，虔诚向佛，潜心研究佛学理论，致力弘扬佛法，在丰厚的佛学著述之中，不乏独特见解，为世人所首肯。直至今日，人们还把他与欧阳竟无及李证刚三人誉为“民国江西佛教三杰”，把他与山东夏溥斋尊为“南梅北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