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当代十贤访谈录pdf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当代十贤访谈录 内容简介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由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对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当代10位具影响力的华人学者的采访对谈整理而成；围绕中国改革的主题，涉及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关系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命题，深入剖析一百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内在逻辑，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某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不尽快重启改革议程，纾缓社会矛盾，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许多人选择沉默或称颂的时代，这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基于各自的学问背景与独思创见，秉笔直书，直言谠论，不粉饰，不搪塞，不推诿，不避讳，直指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激化……

他们提醒国人，中国还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他们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直言“不改革，无出路”，呼吁重启改革议程，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智与良知，唤醒民众与当政者，廓清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诸多混乱认识。他们的思想一定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平稳实现现代转型的道路。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当代十贤访谈录 目录

序言

吴敬琏

重启改革议程

厉以宁

我与股份制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江 平

中国法治三十年

我只坐在法律一边

茅于轼

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三十年

资中筠

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附录：资中筠的思想历程

高尚全

各种体制改革都要推进

余英时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李泽厚

如果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中国需要甚么样的现代性？（李泽厚、秦晓）

许倬云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袁伟时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代后记：影响中国未来的八个趋势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 当代十贤访谈录 精彩文摘

重启改革议程

采访嘉宾：吴敬琏

“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马国川：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20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权力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马国川：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1—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极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马国川：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者。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