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 1978-2012中国话语pdf

直言 1978-2012中国话语 内容简介

《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是一本大众历史读物，却比普通的大众图书多一分思考与厚重。它以编年体的结构，选取了1978—2012年间反映当时社会变化及社会心理的各种话语，生动真实地呈现了这段历史，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侧影，是一份跨越三十余年、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档案。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当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鲜活的生活轨迹和社会心理历程。

直言 1978-2012中国话语 目录

1978年：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

我有红心，不收情书

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

不需要写“华主席，党中央”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9年：读书无禁区

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人民需要接吻

多面的反思

一声“同志”暖我心

1980年：这里出租西服

演时装，选麦克

万元更光荣

人生思考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1981年：你们剑桥建多大的桥？

“五讲四美”

可口未必可乐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

1982年：交五毛钱，就可以搞对象了

“秦香莲上访团”

鉴别黄色歌曲，抵制资本主义广告

技术“投机倒把”

新闻要出口，也要内销

不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公道自在人心

1983年：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一呼就应，一倒就灵”

当了和尚要撞钟

封面女郎与“精神污染”

人道主义和异化

不能哪个炕头热，就在哪儿睡

1984年：请给我们松绑

千里大团结

请给我们松绑

中国心

民主不是起哄，更不是儿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85年：新婚夫妇学校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什么，北京？

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你这个教师没什么意思啊

牧牛人不可能牧好歌舞团

穷山在呼吁

1986年：我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

嫁人要嫁海陆（落）空

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

破产国企，皮包公司

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7年：肯德基里办婚礼

领导带头买彩票，肯德基里婚礼俏

纳税人遇到公务员

在场

主张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

1988年：我反对

躲在屏风后面量三围

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社会主义倒白菜，中南海里购股票

你们一家作为公民，政府仍要为你们服务

民主进程

1989年：历史不会割断

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

不死的心

媒体动态

神圣的权利

思念依然无尽

历史不会割断

1990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

摔打摔打吧

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

署名“言放”

红帽子

向人民保证

1991年：一块红布

国有夜总会，山寨3?15

同志无病，盲流有梦

一块红布

只唯实

姓“社”还是姓“资”

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1992年：馅饼教授，地摊市长，通天农民

天上掉馅饼？

凡事有说法？

辞职、下海

摊派这么多？

不换脑筋就换人

1993年：以人民的名义

性商店，内在美

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难上加难

这个问题，我们会后单独谈谈

草帽歌

以人民的名义

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1994年：中南海法制课

雄起乃大雅，对应是雌伏

昭示后人，千秋永记

走向边缘

搞新闻封锁适得其反

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1995年：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传教士

“刁民”和土匪史观

专区和特区

冰点

肚子问题

万言千语

1996年：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低消费，最高诱惑

坚决堵住电脑网

不托市

人啊，人！

1997年：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勾肩搭背要罚款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中国不踢球

就要靠法治

1998年：征购隐私

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的烈女

我们这个时代太没出息了

我犯了哪条法？

我只是想说几句

交锋

1999年：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电与火的体验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历史毕竟是动了

改革很难，民主不易

全球化

2000年：成功，一种恶俗

我什么都不想要

三重门

分歧是不可怕的

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

2001年：做爱做的事

改变中国，要全民自觉

假如媒体缺席

馒头办、党支部

2002年：我的家，在水里，就在水下60米

青春无瑕同盟

上大学的料

彪悍的外宾

你的老家在哪里

我首先是个公民

2003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你快乐就好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长大可不想像爸爸那样卖肉

不要说谎，不要说“无可奉告”

2004年：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做人要厚道

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标语集锦

睡在街上羞不羞

往事并不如烟

2005年：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慷纳税人之慨，我再也不要听到

一再被错过的警告

为钱办学最不过瘾

最好的航母

2006年：有谁还关心“好人”

为什么你愿意来拍我，却不愿意拥抱呢？

三峡好人大战黄金甲

安全感

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

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

2007年：结婚证要不要年检？

全力做好舆论引导

领导与群众

钉子户

丧家狗

2008年：国足再败我们无话可说

大刀向二奶头上砍去

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

无跟帖，不新闻

无民间，不中国

愿逝者安息，活者生还，国人都得到救赎

2009年：嫁给黄世仁

该楼属于自杀

读懂中国

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

2010年：媒体作镜

微博元年

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我热爱这个国家

自由自在的灵魂

2011年：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等一等你的灵魂

富就要富到极致

更猛的爸

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

2012年：你幸福吗？

超乎想象力的中国

山河都不依旧了

该哭还是该笑？

后记

直言 1978-2012中国话语 精彩文摘

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06年，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20世纪80年代，路透社曾针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着装变化感叹：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轧马路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

最终，褚崇禧写信时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很多人看作堕落、无耻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

电烫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我有红心，不收情书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是当年流行的口号。

1978年，曾经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28岁的张艺谋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他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奔赴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场。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但一问他的年龄，超出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6岁。老师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

后来，在爱惜人才的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转机。8月，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委会收到北影的致函：学院经过看张艺谋作品和面谈，为了让他有深造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破格录取；根据上级文件的规定，张艺谋工作已满5年，所以，上学期间请原单位照发工资；请厂里给张艺谋做一个政审，由张本人带回政审表。

“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19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报考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秦晖虽然成绩很好，但他“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他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现在，秦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其后，每个星期天，北京王府井书店都有新书开卖，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在柜台前排起长队。那个时候还是柜台售书，买书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哪些是新书，练就了一副好眼神。

这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那时，每天清晨，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外都有排队等着开门去占位的学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学，容貌俊美，身材苗条，成为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那年她已26岁，心思却完全放在学习上，为避免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修饰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把它穿在旧衣服里边。她的作息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有天晚上，她说梦话：“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

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二年。这一年全国高考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第一题是：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1978年2月27日，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发出学生入学通知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共七条，前五条是：

1。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2。凡党、团员应带党、团组织关系（一律经所在县的党、团组织部门，分别转至重庆市的党、团组织部门）。

3。带上户口、粮、油及付（副）食品关系。

4。自带生活用品，如蚊帐、被子等等。

5。自带讲义费5元。

“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当年的另一流行口号。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在秦皇岛第一瓷器厂，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66级毕业生王玮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劳动，装车，下午学习，大家议论纷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不知内容是什么，但总觉得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国家改变了，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她毕业后分到该厂当工人，因为要“接受再教育”，干体力劳动干了十年，表现好，终于当上厂校教师。课余时间，她除了听收音机就是看书、学英语。

这一天，原湖北《恩施日报》编辑胡则丘从劳动改造的地方跑回恩施城里，要求报社领导为他恢复工作。他的罪名是写诗攻击江青，诗云：“敢向女王争高下，不为奴才唱赞歌。”四天后，他从高音喇叭中听见三中全会公报，涕泪长流，去饭馆里喝了几两玉米酒，并赋诗：“春雷霹雳响寰中，顿散阴云现彩虹。亿万心花齐怒放，即开酒戒饮千盅。”

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

新闻联播

北京电视台1978年1月21日的全部电视节目如下：18：00少儿节目；18：35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18：50故事片《六号门》；20：30《新闻联播》；20：45《国际新闻》。这份节目预告表提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开播首张串联单是油印的，留下多处勾勾抹抹的痕迹，原本排在中间位置的新闻“邓副主席等出席国务院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招待会”被一个长长的箭头勾到了第一条的位置。

三十多年后的《新闻联播》仍然是政治风向标，只是遭遇了一些民间的调侃，比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了上述这番话。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伤痕”文学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题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当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传抄开来。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16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到了美国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其著作《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片中“二战”时期日本妓女的命运震撼了中国观众。一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的人无法接受，说它是黄色电影，非禁不可。

当时，香港《大公报》向巴金约稿。巴金写了篇《谈〈望乡〉》，当年12月1日在《大公报》为他开设的专栏《随想录》发表。巴金在文中用上述一段话表明了他的态度。

此后，他为这个专栏一篇篇写下去，一共写了150篇。《随想录》结集成书，成为巴金晚年的重要作品。

不需要写“华主席，党中央”

“利用恶劣手段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第四卷1295页至1402页，发泄其反革命仇恨，气焰嚣张，罪行严重。”

1978年1月25日，浙江省金华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高凤宅，又名毛毛，男，现年27岁，家庭出身伪职，本人成份学生，浙江省宁波人，捕前系浙江省十里坪农场劳动教养人员。

高犯思想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76年散布反动言论被送劳教三年，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利用恶劣手段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第四卷1295页至1402页，发泄其反革命仇恨，气焰嚣张，罪行严重。

上述罪行，经审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特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高凤宅有期徒刑伍年，刑期自1977年12月30日起至1982年12月29日止。

1980年4月23日，金华县人民法院针对高凤宅的申诉下了一份新的判决书，里面说：

本院复查后认为：被告高凤宅，于1977年在浙江省十里坪农场劳动教养期间，先后将“毛选”四卷撕下54页，当大便纸用，是属政治错误，但原判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刑不当。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78）金法刑字第14号对被告高凤宅现行反革命一案判刑伍年的判决。

“以后给党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需要写‘华主席，党中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以及国民经济安排，却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政治辩论。这年5月，胡耀邦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捅破了中央领导人之间分歧的窗户纸。在会上，陈云、万里、习仲勋、胡耀邦等人，批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要求澄清“文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平反冤假错案。

会议持续36天，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以后给党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需要写‘华主席，党中央’。”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1978年春，获平反不久的习仲勋开始主政广东。其时，正是“逃港潮”的高峰，当年8月广东全省有6709人偷渡香港。当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万元港币）有天壤之别。

当时规定，被抓的偷渡者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去收容站视察时，看到那些被关押的农民，心情沉重：“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把偷渡外逃事件的性质定为“经济原因、生活动机”，并表态“责任由省委来负”。他认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加固铁丝网，不是严刑峻法。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顿时紧张。

习仲勋说：“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

会议间隙，邓小平对习仲勋说：“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邓鼓励习，“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8年9月，上海工人宗福先以两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演连演40多场。每当全剧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响起，观众纷纷起立鼓掌，久久不愿退场。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当日，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于无声处》剧组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干部们专门演出一场。

宗福先在北京拜访了曹禺。曹禺对他说：“我生活在旧社会的时间很长，对旧社会的妖魔鬼怪是恨透了的，因此我写了《雷雨》。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林彪、‘四人帮’是恨透了的，因此你写了《于无声处》，我们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的。”
“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署名“特约评论员”刊于头版，此为文末一段话。

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共党员。后来他回忆称，当年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小平就没有重新出来工作的希望。

胡耀邦审定了这篇文章。

此文经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转载，引起强烈反响，有人批评它“荒谬”“砍旗”，有人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开始。

当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锤定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时如是说。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说：“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迪斯科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跳着优美的华尔兹，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厘米开外。

舞会上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在此前的“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

那年的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再开。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王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觉得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这年的一天，北京北海公园里，一场露天迪斯科舞会热火朝天，穿着中山装的青年和老外扭在一起，围观者众多，有些兴奋，又有些犯怯。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热衷于这种被人贬斥为“扭屁股”的舞姿，以前只在涉外舞厅里关起门来跳，现在敢在光天化日下跳起来了。不过“迪斯科”这个名称当时还没叫响，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舞叫作摇摆舞。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由于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普遍担心，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当时有一句编派交谊舞的顺口溜：“×××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办家庭舞会，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舞会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1986年，交谊舞解禁，到处都是参加摇摆队的人。王朔离开部队，写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打的

1979年，港商刘耀柱率先引进了一批小汽车，在广州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出租车公司。公司成立前的谈判过程中有个插曲：刘耀柱提出，出租车要“招手即停”，中方代表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刘耀柱解释说，一个靓女，摆在家里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所以要走出门去让大家欣赏，这是参照香港的做法，也是与世界接轨。

出租车按照香港的惯例称为“的士”，“打的”也慢慢流传开来。

很多老广州的士司机回忆，“当年广东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很多女人都想嫁给我们。”当时的士司机收入很高，工作体面，他们有接待服，还领皮鞋费，因为打的的全是港澳同胞。的士司机找对象找空姐、公务员，高干子弟当的士司机司空见惯。

当年，的士司机只有一件烦心事：按照香港的模式，出租车装上了顶灯和计程表。计程表是机械的，车在马路上停下来，司机要赶紧上发条，否则它不运转，算不出候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