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pdf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1、十年旅日观察的思想结晶。

《友邦还是敌国？》作者求学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政治、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他的中日双重文化背景，能够克服学界对中日问题的一些惯常看法，深入到双方尤其是日本近现代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深处，梳理演化日本当代的意识形态。

2、充满张力的概念辨析。

《友邦还是敌国？》试图在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动过程中，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作者拈出“友邦”与“敌国”这组具有冲突意味的概念，作为全书试图解析与超过的对象。

3、“以日本为方法”的独特思考方式。

《友邦还是敌国？》作者有意将观察角度置于日本内部，力求将日本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方法。这种视角不只是对沟口雄三等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以中国为方法”的颠倒，更是一种理论创新。本书“以日本为方法”，指向的却是以中国为本位的立场，并以此展开对历史认识、东亚秩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内容简介

当我们直面中日两国彼此的认知差异时，会发现日本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他者”眼光。从政治思想、学术研究、政治制度等方面入手，了解日本如何理解中国、了解日本的政治理念、了解当代日本人对世界的想象，有利于中国有效地重塑“日本认识”，从而优化与日本的交往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思考东亚世界秩序的未来。

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目录

自 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导　论 中日关系与世界认识

一、 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他者的视角

二、 东亚民族国家的特质

三、 认识世界秩序形成的方法

第一章 战后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一、 新视角：非对称性及其历史起源

二、 非对称性的结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

三、 世界认识的重建

第二章 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的历史与逻辑

一、 民族主义视角的交错

二、 尊王攘夷：天皇制民族主义的起源

三、 战后天皇制民族主义与历史认识

四、 天皇制民族主义与“无责任体系”

五、 民族主义视角的再反思

第三章 现代日本的右翼：何谓民族精神？

一、 日本右翼与国家的品格

二、 新视角：日本的右翼与右翼的日本

三、 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普遍主义的精神结构

四、 右翼思想的启示

第四章 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谁在决定外交政策？

一、 两种“民主主义”的冲突？

二、 国民的权力：日本新闻媒体的功罪

三、 日本民主政治的结构：政党与政府

四、 民主制度与对外政策

第五章 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地方自治的视点

一、 日本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

二、 日本地方政府的定位

三、 地方政府的改革理念

四、 地方自治的实践：事例分析

五、 日本的政府理念与国民主权

第六章 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与困境

一、 寻找东亚的公共性

二、 两种亚洲认识的对立

三、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中国认识

四、 “东亚共同体”与中日关系

第七章 东亚世界秩序新论：危机与新生

一、 再论中日关系

二、 东亚传统世界认识的失范

三、 东亚民族国家的困境

四、 东亚普遍主义的重建

结　语 面向世界：超越“战胜—战败”的思考

一、 世界史中的两种“战后”认识

二、 “世界国”的自我认识与实现

参考文献

后　记 作为个体精神史断章的中日关系论

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精彩文摘

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与困境（一）

在论及中日关系的未来时，人们常常以“二战”后欧洲的区域统合为事例，试图说明，建立亚洲版的“欧盟”，即最近十数年来出现的“东亚共同体”，将是有效的手段。这种看法不错，因为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将化解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内在问题—因自我—他者境界线的划分，将其他国家置于潜在的“敌国”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重新组织，人类的共同性得到了呈现与有意识的建构。“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共同体建构的主体热情。

近年日本兴起的“东亚共同体”论除具体有上述时空背景外，还有以下考虑：它是日本面对东亚及国际秩序变迁时，对自身外交政策的重新设计与定位，尽管目前一切还都停留在构想的层面上。此外，由于东亚古典文明（即中华古典文明）将为“东亚共同体”提供某种共同的文化要素与心理要素，“东亚共同体”论将展现出某些普遍主义的性质。这种普遍主义的性质，显然有利于克服目前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区域内的对立因素。

那么，这种“东亚共同体”论，展现了怎样的东亚认识？通过这种更广阔的区域认识，日本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怎样的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与“二战”以来形成的东亚世界秩序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中日双方的国家目标提出了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的讨论对象。

一、 寻找东亚的公共性

关注国际社会秩序历史与现状的人们不难发现，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地区—这里特指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在内狭义上的区域—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除了“二战”以来的朝鲜半岛统一以及中国统一的问题之外，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中日领土与领海争端、日韩领土争端、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历史认识等问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该地区亦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东亚地区的变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如何理解与认识该地区的变动就成为我们必然要关注的问题。

对于多数东亚政治学者而言，在诸多论述中，“东亚共同体”显然是富有魅力的一个提法，日本学者亦对此多有论述；之所以如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如同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09年10月5日的文章中不无忧虑地表达的一样，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二与第三大经济体结成的“同盟”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 the most powerful force）。这虽然仅仅是一种媒体式的夸张表达，但的确会触动许多人的神经。

仅仅进行纸上谈兵式的“东亚共同体”论就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这种状况意味着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上述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说法仅过了一年，中国的G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统计意义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格局当然会愈加激发中国学者探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主体性热情。然而回顾这种共同体论的历史，我们遗憾地发现，在构想东亚共同体上，我们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

在国际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当中，区域共同体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当中，处于该空间范围内的国家与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保障等领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维持与确保相互合作关系的一种区域秩序；这种秩序通过诉诸某种内在于该区域的“共同性”意识来克服近代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局限，进而实现区域的共同和平、发展与繁荣。由1958年诞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一路发展而来的“欧盟”（EU）就是这种共同体的一种现实模型。显然，1990年代初率先由“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正是源于这种“欧盟模式”。此后，该构想由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东亚核心国家的介入，逐渐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于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将导致“二战”后形成的东亚世界秩序的根本变动，它必然要引发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对日本而言，如果说坚持“日美同盟”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政策的话，那么，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如何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就将是决定日本版“东亚共同体”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东亚认识”—其核心就是“中国认识”—构成了一个重要视角，让我们得以观察日本东亚共同体论的本质特征。那么，在日本的自我与世界认识当中，“中国”居于怎样的地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重新考察近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以此作为分析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础。关于日本的亚洲政策与亚洲认识，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其“工具主义的”、“两面派的”性格特征。这种实用主义的政策有助于日本获得实际利益，但在处理富有战略意义的东亚共同体问题上，很难说它是否与日本国家的长期利益相符。那么，导致日本在“亚洲身份”认同上这种游移不定的内在于东亚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什么？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一样，就“民族国家”这种现代世界秩序的主体而言，“中国”对于有史以来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这种状况成为日本“亚洲”或曰“东亚”认识的结构性要素。就此而言，日本的“中国认识”构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隐性基点；日本自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东亚共同体”论的最重要课题，可以还原为这种“中国认识”。

从现实层面来看，小泉纯一郎主政期间（2001—2006）日本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冲撞”行为，都与日本对中国暧昧的认识因素有直接的关联。早在1990年代，在以成为“普通国家”为目标的一系列内政外交的调整过程中，日本社会出现了整体性的“右倾保守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整体上对历史认识问题变得非常敏感。然而，我们如果注意到无论是历史认识问题还是现实中的利益冲突问题，都生成于“东亚”这一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内，那么日本的所谓“内政问题”就徒具形式而已，因为正是该区域的“中国问题”对日本而言构成了其国家战略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东亚共同体”论表明，日本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其自身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东亚”这一框架之内进行。

然而，几乎所有东亚共同体论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个本质性的重要问题：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共同”的基础？换言之，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其政治“公共性”的基础是什么？是文化学者关注的中国古典文化，还是经济学者关注的现实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立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比如，有学者强调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认为这将成为共同体的基础。不过，这种“文化基因”具体何指，论者却语焉不详。